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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可以一比的是山寨手机事件，尤其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深圳。
2006年，小刘从北方带着2万元去深圳闯天下，创办了一家手机万能电池制造厂，说穿了就是做“山寨手机”
的通用电池。
生意最好时有四五十个工人，每月销售额在200万元左右，短短几年内就拥有了上千万元资产。
做山寨手机的行规是，除了传统的三大配件主板、液晶屏、摄像头外，其他所有零配件包括电池、外壳、按键、充电器等都由手机厂商先欠账拿货，然后等收回成本后再支付货款。
由于他生产的是万能电池，要适应60多个手机型号，所以质量很难保证；并且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这些手机都会人为地将手机信号、音量等配置调高，甚至远远超过国家标准，对消费者造成很大的辐射危害。
随着市场越来越清醒，山寨手机的销量迅速减少，生产商的利润也越来越薄，从最初的每部手机可赚500元迅速下降到5元，对整个行业都形成了致命的打击。
2010年11月开始，国务院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部署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山寨手机老板纷纷跑路，刘老板有6个大客户倒闭了，这些大客户每人的投资额在200万元以上。
在深圳做山寨手机的都是外地人，他们铺盖一卷就走，谁也找不到。
并且，只要一个山寨手机老板跑路，那么他的下游就也必须跑；因为下游还有下游，如果他不跑，就会被自己下游的供货商绑架，这样就会形成连锁反应。
权威资料表明，2011年末深圳生产最低端山寨手机“三码机”
的厂家就有1580家倒闭，从一年前的1600家减少到20家。
2011年末，刘老板做的万能电池来料加工每个只赚一两毛钱，每月都要亏损三五万元，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3]
或许，当你读到这本书时，刘老板说不定早已卷起铺盖回北方老家了。
缺乏行业自律
中国的市场经济历史还不长，企业竞争多半靠的不是真本事，而是旁门左道，价格战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容易给薄利多销的商家带来丰厚回报，于是价格战此起彼伏，根本没有什么行业自律可谈。
例如，如果甲厂生产的产品售价是100元，其中材料成本费用50元，人工成本税金等费用30元，那么本该会有20元毛利。
可是后来者乙厂开业后，为了尽快占领市场、扩大影响，必定会把产品价格定位低于100元，甚至不是低一点点，而是会低很多，例如它就定70元。
在这70元中，人工成本税金等费用仍然是30元（这是省不掉的，否则工人就不干了），可是它又想有利可图（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例如它的目标利润是5元），那么就必须通过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来把材料成本降到35元。
一味贪图价格便宜的消费者，嗨，一看这时候乙厂的产品价格“非常便宜”
，这时候一定会从原先购买甲厂的产品转向购买乙厂产品。
而这时候的甲厂呢，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同流合污，也通过偷工减料把价格降下来；要么固执己见，坚持质量，维护高定价，最终被市场打倒在地。
所以看到，现在很少有人还会怀念过去的东西质量好，谈论更多的是感慨现在的产品质量越来越差，好像谁都走不出这个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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