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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除了和赤柱监狱的人多次接触，对于一般监狱的受刑人，也常和他们说法。
而让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些船民的苦难生活。
所谓船民，就是越南吴庭艳政府垮台后，大约在一九七五年，北越的共产党胜利，南越的人士，大家不管贫富，只能放弃家产逃离家国；此后，更影响了中南半岛上的缅甸、老挝等国家，为了自由，许多人自愿或是被迫地离开家园，而形成大量的逃亡潮，数以百万计的船民在无情的海上漂流，只为了寻觅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当时，我记得有一位法师，募集金钱要买船，供应那许多船民乘坐，我也捐了五万块新台币，帮助船民逃难，因为我自己也当过逃难的难民，知道灾难发生时，维护性命的重要。
这许多船民，命运各有不同，有幸与不幸的，有的适逢联合国分配到不同的国家，可以接待他们，如美国、瑞士、瑞典，欧美等那许多经济富庶国家；有的却葬身怒海，或遭遇海盗欺凌；有的被一个个地区、国家拒绝收容庇护，成为可怜无依的人球。
在香港，有好几个区域都关了大量的船民，香港政府不愿意他们进来香港，联合国也不容易安排、分配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在动**中忐忑不安地听天由命，等待着他们的未来。
而这些船民们多数是佛教徒，他们要我去为他们洒净，为他们三皈依、说法，我都尽可能地允诺前往，如他们所亲身感受，在那样苦难的地方，只有靠佛祖、靠心灵的安慰才能有勇气生存下去。
而在台湾诸多监狱中，绿岛的监狱是专门关押重大政治犯的，如我的朋友李武忠教授、郭衣洞（柏杨）也都曾被关在绿岛。
李武忠教授是因为和他的夫人对女儿的教育观念看法不一样，太太一气之下，就向政府密告，说李武忠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在大陆各处举办的读书会，他没有自首承认，因此被判刑十年关在绿岛。
而郭衣洞是因为一篇大力水手的漫画，被人认为内容讽刺蒋家父子在岛上的权力，也被判刑十二年。
我也曾经到过绿岛监狱说法，看到那许多的政治犯，彼此不敢讲话，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链在地上走，面无表情，仿佛生不如死。
据说，也曾经有过一两位宁可投向怒海奋斗逃亡，也不愿意被关在绿岛的受刑人；我也曾问过别人，不知这许多逃亡的人，会不会成功？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回答，大概我想，人力总不比大海之力，大多遭到怒海吞没。
与马英九先生参加“台南监狱明德戒治分监”
落成启用典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当时的典狱长是一位沈雪峰少将，这位沈少将为人倒也正派，对佛教非常友好，多少次都到佛光山来拜访请教；他曾经跟我们要求捐赠一尊观音像给绿岛监狱，由于对于受刑人的憔悴样貌印象深刻，深刻感受到他们需要心灵上的明灯，我当即允诺，花了五万元，请了一尊观音像，运送到绿岛监狱。
说起绿岛这个地方，人人谈到总不敢言说，感觉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地区。
其实，在我的看法中，绿岛的政治犯大部分都是冤枉的。
就算是政治犯，也不至于被判刑这么严重，只是政治立场彼此不同，因为政治自我为重，而将对方视为敌人，无法加以宽恕。
大概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大陆，曾经就有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要求蒋介石先生赦免政治犯，政治犯只是因为政治思想理念不同，并没有作奸犯科，不至于有那么严重的刑罚。
后来，柏杨先生终于在一九七七年从绿岛释放，一九九四年在台北成立了一个“人权教育基金会”
，成为今天的国际特赦组织台湾总会创会会长。
人权基金会经常需要开会，我都请当时台北道场的住持，供应他们开会场所，给予他们方便。
人权，必定是重要的课题。
在这个世间上，从前讲究神权，这种时代过去后，开始讲究皇权，“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的这种时代也被推翻了，现在就到了民权时代。
对每一个人而言，他都有生存的权利，不能因为少数人的利益，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这样的看法我非常赞成。
现在讲究人权，我认为，甚至将来的时代，还要进入到一个“生权”
的社会，所谓生权，就是每一个生命，所有的大地众生都有权利生存，如牛、马、鸡、鸭，它们不是生来给人吃的，它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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