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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们走了，教民和教堂却留下了，还有难以改变的信仰。
如今茨中村的一些老教民还回忆得起当年外国神父的些许片断。
据奥斯丁说，古纯仁神父是“弄文学的”
，罗维神父是“弄医的”
。
也就是说，前者经常在教堂里著书立说什么的，而后者在传教之余擅长给人看病。
这是符合史料记载和神父们在此地传教的行事风格的。
我在一篇史料文章中看到，古纯仁神父在茨中教堂、盐井教堂等地传教时间长达45年之久，被称为“天主教一号西藏通”
，曾著有《川滇之边藏》一书，详细记录了本地的民风民俗、地理交通、植物动物等情况。
此书在法国有出版。
有一则真实的史事是，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消炎药在国内非常紧俏，有种名为胡黄连的植物是制造消炎药必不可少的原料，而西方国家那时又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要进口消炎药很困难，自己制造吧，胡黄连原料有踏破铁鞋无觅处。
后来我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偶然中翻到古纯仁神父的书，从中得知胡黄连在澜沧江峡谷的燕门乡一带大量野生。
此信息迅速报到国内，专家们马上派人到澜沧江峡谷调查，这一发现解决了大问题，西方国家封锁我们的又一个计划破产了。
外国传教士也许没有想到，他们随手描述的山川景物、植物生长情况，不仅为我们今天研究半个世纪以前本地的民俗与自然状况提供了依据，还给当地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福扯。
如果说这也是一种福音的话，那么胡黄连在本地的发现，则是外国传教士带来的最实际、最有意义的福音。
现在茨中村的教民可以很自由地谈论这些外国传教士，就像谈论某个久违了的熟人和朋女。
退回去二三十年，谈论外国神父无异于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谁都得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尽量把自己和神父的关系抖楼清楚，说不清楚问题的人是要吃苦头的，一顶帝国主义“特务”
或“走狗”
的帽子就够这些信奉耶穌天主的教民受的了。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汗放包容得已经出乎人们的想像了。
当年把外国传教士驱逐出境，是社会变革的需要，现在允许那些从前在此地传过教的神父们回来访友怀旧，也是时代发展的某种必然。
也许你要问，传教士们再回到这片土地，这是天方夜谭吗?
不，这是事实。
既然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人们的信仰，我们就有足够的宽容和充分的信心，让那些当年被视为“敌人”
的人，重新看看中国50多年发展变化的现实。
2000年，前西藏上盐井教堂杜仲贤神父的亲属和其所属教会的神父一行人等，从瑞士来到澜沧江峡谷，探访了杜仲贤神父曾经服务过的小维西教堂、上盐并教党、茨屮教堂。
杜仲贤神父是澜沧江峡谷最后一个殉教的外国传教士，关于他的故事我在后面再讲。
在21世纪之初，教会和杜神父的亲属终于来到了过去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永远想像小到的地方——澜沧江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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