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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帚集》作品的写作时间为1906年至1913年出蜀以前的清末民初。
1910年春作者经考试，插入久负盛名的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三年级）就读。
以此划限，之前在嘉定（乐山）小学堂和中学堂读书；之后赴成都，相继在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成都府中学堂和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理科读书。
乐山时期的诗文写于1906年至1907年，有诗《题〈王制讲义〉二首》、《跋〈王制讲义〉》、《月下》、《邨居即景》和文《愚者辨》一篇。
成都时期的作品写于1910年至1913年，有诗《秋绪》，文《答某君书》、《祭三叔祖文》、《寄大兄书》三篇，联语为1911年至1912年春节期间作品，最晚一篇为1913年夏的《游古佛洞》长篇旧体诗。
清末民初，正值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急遽转型期。
一方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瓜分中国，致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随国门洞开，欧风美雨席卷中国大地，地处偏僻的四川、乐山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潮。
“富国强兵”
，求强求富，已在作者思想中扎根；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主、宪政、共和的革命思潮，促使少年郭沫若初次走上革命之路，亲身经历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风潮，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
只要沿着这条主线，就容易理解作者青少年时代的作品内容，“足以踪迹当年之情绪”
。
二 诗的修养与旧诗七首
作者是杰出的诗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一代诗风，中国新诗的奠基者。
他博学多才，学贯中西，一生既写新诗又写旧诗。
他曾说：“旧式的诗词在今天依然有它的相对的生命，而且好的旧诗词，例如毛主席的《沁园春》，并显然有强大的魄力，这是事实。”
他还说过，诗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不在诗的形式。
据现有资料，所作旧诗约一千五百首，单从量而言，堪与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比肩。
青少年时代是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修养期，这一期间的旧诗就是他学习和写作的成果。
他写作旧诗经过家塾教育严格苛刻的训练。
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说，他的旧诗写作基础，是从五六岁读书时开始的。
“从读《三字经》、《唐诗正义》、《诗品》之类起，至后来读的《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止，都要算是基本工作。”
旧诗讲究平仄四声，音律对仗，这对小孩子说来无异于诗的刑罚。
在《我的幼年》中回忆了六岁开始作对子，七八岁开始作试帖诗的艰苦扎实的训练过程，及不可名状的痛苦。
总之，他的旧诗修养是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孕育中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如现代作家、诗人孙席珍所言，他的旧诗无论五言七言，长篇短章，兴到笔到，缘情而发，无不得心应手，酣畅淋漓，佳构迭出，自成绝唱。
即如少年时代作品，因其才思敏捷，意识清新，工对善俪，援笔立就，而超然于同侪，闻名于当地（《郭沫若楹联辑注·序》）。
如幼年在绥山山馆读书时的《茶溪》：“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
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又如同时期的《早起》：“早起临轩满望愁，小园寒雀声啁啾。
无端一夜风和雪，忍使蛾眉白了头。”
以及大约1905年的《正月四日茶天岗扫墓中途遇雨口占一律》等，或戏水闲钓的童趣，或远眺冬日初雪的遐想，或记雨中行路的情景，皆清新自然，鲜明生动，崭露了少年作者的诗才。
《敝帚集》诗七首。
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1906年作《题〈王制讲义〉二首》和《跋〈王制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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