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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长期以来，尽管商业一天天地发展，但有关的税收却始终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很小的份额（不仅关税收入低，其它相关的商业法规、税种制定都是一片空白）。
只是进入近代以后，引入了西方的税收管理体制和任由外国人把持税务，关税收入才逐年上升，占了财政收入的很大比重。
臃肿低效机构中的无为之治的另一种表现是，过多地依赖惯例来处理政务，而不是依靠法规。
比如清代六部政务处理，主要依靠则例，而非会典。
则例基本由一条条事例组成，非常直观易解，办事人只需按图索骥，循例照办就完了，几乎不需要什么思索。
所以实际上办事的人都是层次很低的胥吏，由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在维持部务。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官僚体系中的无为之治，实际上堪称是低效能政治，或者是懒人政治，它与黑幕政治一样，都是中国传统官僚体制的伴生物，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须臾不可分离。
它们与官僚体制之间不是体与用的关系，不是说有形的官僚体系为体而黑幕政治与无为之治为用。
不打碎整个官僚体系和击破相应的文化氛围，单纯想要提高效率、改善机能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三）戊戌新政与精简风波
像每个欲有所作为的皇帝一样，光绪对于冗官与冗政都有说不出的厌恶。
更加上亲身经历了甲午战争中官僚体系庸碌无能，统治机器的腐朽不堪，面对猖狂的日军，举国上下尸位素餐的百官群僚，面面相觑，百无一用，充耳欲聋的，除了大话、空话就是软话和孬话，在战争中信息不灵，指挥不灵，周转不灵以致事事不灵，光绪觉得满朝尽是老谬昏庸之辈，毫无用处，恨不得立时将此辈“尽行罢黜”
才解气。
维新派处于在野后进的位置，对官僚体系的痛恨比之光绪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不是出于思想家的观察与思索，单就在野后进的身份，就足以令其对现存体系产生反感。
我们从一篇篇发表在《时务报》、《知新报》上的言词犀利的抨击官僚体制的文章上，可以充分体会维新派对官僚体制刻骨铭心的嫌恶与痛恨，请试观一鳞：
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
从这种畅快淋漓的嬉笑怒骂中，我们不仅能从中读出维新派对官僚体系的反感，而且还可以发现事实上是暗含着以西方专业化的职官制度来取而代之的期待。
尽管光绪在甲午战败之后也读了一些新书，对西方近代政治也有所了解，但是在对待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态度以及变革思路上，他与维新派是有距离的。
事实上，中国官僚体系臃肿、低效能的现状的根本改观，必须完成从中国官僚体系向西方政府职能体系和议会民主体制的转变才能实现。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机构分工思路的转变；一个是政府机构职能的改变。
中国传统政府也是有分工的，有吏、礼、刑、户、兵、工六部还有其他监寺，但这个思路是不符合近代化的要求的，既没有分出内政与外交，也没有明确分出司法、民政，更没有邮政、铁路、警务等部门。
政府职能中西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西方也有工业部，从名称上看好像类似于我们的工部，但我们的工部所负责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以及各种器物制作工程统统是政府行为，政府自身就是工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工部负责其经费和组织实施，说白了就像朝廷的工程处和工匠头。
而西方的工业部则是负责国家工业部门的法规制定、计划协调的，而工业部门不论国有还是私营的工业企业，其行为都不是政府行为。
也可以说，西方的政府职能含有服务的意义，而中国传统政府的职能则是直接管理。
只有实现这两种意义上的转变再加上配套的议会民主，中国传统政府臃肿、低效能状况才能改变。
显然，维新派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他们似乎清楚政府机构改革的路径和关键，所以，在百日维新中，他们并没有急于向光绪建议拿令人痛恨的官僚体系开刀，而是提出立新不动旧的妥协方案。
然而，光绪却是很性急，与他同样性急的还有一些倒不一定懂西学可却急于改变中国面貌的官员，岑春煊就是一个。
岑春煊这位世家子，一向性急气盛，倒是有心办好事，可是眼里不能容人，为官一世，最好参劾下属，人送绰号“官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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