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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中除了文案专门在文牍上糊弄应付上司而外，其余的师爷必须与胥吏打交道，两者在斗智斗法中达成交易，再与当地士绅勾串，也达成某种交易，从而在几乎每件政务中上下其手，既要满足国家基本的钱粮的征收，徭役征发任务，也要让县令有所满足，还要使师爷与胥吏乃至皂隶都有所分润。
其具体的操作过程，操作秘诀，不仅外人不知，就连身在其中的县令也不知其详，稍微书生气足一点的县令往往就会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不仅好处都让这些人占了去，而且自家还会落得个贪酷的声名而丢掉乌纱乃至脑袋。
不过这种极端情形并不多见，如果碰到冬烘的县官大老爷，师爷与胥吏通常的作法是好处自己占大头，小头也会让给那冬烘，而且还会让他官当得说得过去——这就是他们的职业道德，留有余地，不赶尽杀绝，竭泽而渔（不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存大量的胥吏，诸如供事、书办、经承等等，六部分管各事，但实际业务往往一切委之于胥吏，因此正式官员往往受胥吏的欺蒙与玩弄）。
政治的不透明性的表现，第二层就在于重大决策和立法过程的不透明。
这里连中下级官员也不叫参与。
比如清制，中枢决策一般连六部尚书都不得而知，只有皇帝和军机处那几个人知道，所以地方督抚往往不惜花重金收买太监和军机处的中低级官员为之打探，以便事先有所准备，尤其是在重大人事调配时，揣测“圣意”
是十分关键的。
碰到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议政范围会扩大到六部、翰林院长官、詹事府长官和御史以及地方督抚，但中下级官员也只有知晓已成定局之事的权力，连上书言事之权也限于几百个高级官员身上。
当然，涉及国家机密，决策秘密进行是可以理解的，但所有立法和决策都在黑幕中进行，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特色了（官方的邸报都是官样文章），它使传统的权术学有无限的用武之地，阴谋和诡计始终伴随每一件法令的产生，每项人事的任免、每一件重大决策，君主在玩弄权术，臣子们也在玩弄权术。
后来曾担任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英国记者莫里循初到中国，最大的感慨就是发现官员们个个都像阴谋家。
黑幕之政在传统的分工不明确，职责不清，权力交叉，相互牵制的官僚体系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土壤。
只有这种权、责、利都不清晰的官制才方便上下其手，从中牟利，才可以欺下瞒上，施展阴谋，很巧妙地对决策施加影响而皇帝又不容易识破其阴谋（决策秘密，圈子狭小的必然结果，因为无从听取各方的意见，即使有人看破了，由于权责不清，也不一定去多事）。
越是机构臃肿，越是职责不分，政治的透明度就越低，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当然，小道消息加上谣言会满天飞），水不混就无法摸鱼，政不乱则无从上下其手。
办一件事经历的环节越多，能管得着的衙门越多，个中奥妙就越难为外人知晓，事情成功与否就越是取决于背后的黑幕交易，因此社会上居然出现了专门或半专门的经办这类事情的人员，一些熟门老吏和讼棍也就大有市场。
无为而治是老子为其小国寡民理想境界设计的配套为政方针。
自西汉以来，虽然独尊儒术成为国策，但黄老的统治风格却从未真正消失过。
其原因，半是由于汉武帝之后的儒家已经变成融合儒道法的杂烩，半是由于官僚政治本身的低效率与低效能，无法应付复杂繁琐的政事要求。
无为而治在传统政治中的表现主要是简化行政手续和简化行政名目，尤其是在涉及政权命脉的赋税征收方面，尽可能地使名目与手续简便起来。
既方便老百姓，也适应运转不灵的统治机器的状况。
明代的赋税、徭役改革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地，本质上都是简化手续减少名目，使钱粮征收简单化，而简化手续的最大受益者是政府，不仅钱粮数额增加了（由于减少环节手续而省掉的浮耗），而且无需提高政府机关的效能就可以满足统治需要。
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除了反对者的阻碍外，主要是自身改革措施手续太繁复，如青苗法春放（贷）秋收（贷），种种名堂老百姓不易明白，官僚体系也办不明白，结果往往将好事办成了坏事，上上下下搅动得乱七八糟。
反过来，像一条鞭法这种改革就推行得非常顺利，因为它“官民两便”
。
当然，这种简政为黑幕之政造成了一点不便（环节一少，手续一简有人就不好上下其手），但是想从中渔利的人还是有办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手续简化了，他们可以在浮收上打主意，或者干脆在确定税额时，就将自家的好处一并考虑进去。
其实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老百姓只是方便了，不再受没完没了的搅扰，而负担并没有减轻。
所以，这就更说明这种简政的改革主要是为运转不灵的官僚体系打算的（实际上，真正能让老百姓减轻负担的是一条鞭法实行前的“均徭法”
，但实行起来却由于执行者的缘故，反而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平添了无尽的骚扰）。
建立在中世纪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政府行为本来是很简单的，但传统的行政系统却仍旧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必须将之简而又简，形成干巴巴的几条几款，等于变成一种模板，执行者只需拿起套上便成，由此可见其政府效能之低。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传统政府始终对于工商业税收与管理缺乏统一而明确的政策与办法，不是放任自流，就是竭泽而渔。
体现在王朝的总政策上就是重农抑商。
工商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但政府收入却并不因此而有多大的增加，以清代为例，中晚期之后商业不可谓不发达，但关税征收从政策到机构却非常不健全，海关与常关机构在政府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征收方式极为原始，税额没有一定，采用包干制，只交足一定数额，其余由税官私分，税额根本不反映商业的增长（只有包干制低效能的政府机构才能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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