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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职务设置上的相互牵制而外，还有专门的监察机构以及特务机构（东西厂与锦衣卫）和特务手段（密折制度）加以防范。
愈是到封建时代的晚期，皇权就愈尊，而对臣子的防范就愈严，行政效率也就愈不讲求。
当然，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有宋一代，从没有出现过地方割据的现象，明清两代，除了清初的三藩（这是在原有体系之外军事集团）之乱而外，内无叛臣而外无叛将。
纵然像明代魏忠贤那样权倾朝野的人物，只要皇帝出面，搞掉他也就是吹灰之力。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官僚体系还是相当精干的，说是以清代为例，统治几亿人民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用了四万左右的官员，实在堪称世界上的奇迹。
当然，说这话的大多为并不十分了解中国情况的外国人，他们不知道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猫腻”
，不清楚除去正式官员之外，还存在着几倍于正式官员之外的吏，甚至还有算不上吏的“师爷”
和地位较高的幕僚和地位下贱的皂隶。
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是行政体系须臾不可或离的组成部分，缺了这批几倍乃至十几倍于正式官员的人，统治机器连一天也运转不起来。
对于中世纪相对来说十分简单的行政任务而言，这样一支由正式官员加上吏胥，再加幕僚和师爷以及皂隶的行政队伍，应该说不能算“精干”
。
况且，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村，一向有乡村自治的传统，在野的士绅，实际承担了编外行政队伍的责任。
（二）黑幕之政与无为之治
庞大臃肿低效能的官僚机器能够运转起来而且存活下去，有赖于两种伴生机制，一是黑幕之政，二是无为之治。
前者显示了臃肿机体的运作奥秘，后者则作为一种前提保障了这一机体的生存。
黑幕之政是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特有机制，其特征就是政治运作过程从收集信息、谋划、决策到实施都不透明，而且有意强化其秘密性与神秘性，在运作过程中渗透着无穷无尽的阴谋。
政治的不透明首先是针对老百姓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虽然是老子的名言，但却为历代独尊儒术的统治者所遵行着。
“天高皇帝远”
，真正与老百姓打交道的是县级行政组织，所谓的“亲民之官”
。
一般来讲县级政府组织的所有行政运作，从刑政、徭役征发、赋税征收到一般政务处理，老百姓是不清楚也无法搞清其奥秘的。
县级长官（一般叫县令或者知县）一般有县尉、典史一类的佐杂官来帮忙，但真正对政务起作用的却是另两套班子，一套是胥吏系统的与中央六部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胥吏，他们一般不随官员升迁调动，自有自己的传承体系，一县具体的事务，如钱粮征收，刑事勘察，凶犯缉拿等等均由他们汇同皂隶实施，他们熟悉当地的情况，各乡田地广狭，户口多寡他们都烂熟于心，是活的“鱼鳞册”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运作规矩和方式，绝对地不传之秘，胥吏之间交任时，下任需花钱从上任手里买出来，或者干脆就是祖传世袭的，传子不传女。
不光是钱粮征收，刑事案件的处理县令要依靠他们，就是官员的送往迎来的馈赠，年节打点上司的礼钱，都需靠这些人“点拨”
和操办，否则干不了多久就会被上司参掉。
师爷是作县令的必须从自家荷包里掏钱雇用的“幕僚”
（雇用费不会很多，因为只要将他们带到任上，他们自然会有办法装满自家的腰包），一般有专管往来文稿的文案师爷、主管刑名的刑名师爷和管钱粮征收的钱粮师爷。
这些师爷，据说在明清两代多出在绍兴，因此又被称为“绍兴师爷”
，师爷有自己的传承，有自己的一套秘不示人的处事规矩和办事秘决，其中的三昧外人是不可能窥透的。
他们文化程度较高，智慧程度和玩弄阴谋权术的功夫也高，几乎每个县令都要雇用他们，而且必须给予他们相当的尊敬和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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