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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分设满汉尚书各一，汉满侍郎各二，而侍郎并非尚书的副职，各自对皇帝负责，均有单独奏事权。
地方上也一样，设总督、巡抚主管一省之政，但同时设布政司（藩司）、按察司（臬司）、提督、学政等军政省级官员，分管一方事务，各无统属，他们的品级虽然低于督抚，但并非督抚之下属，各有独立的奏事权，直接对皇帝负责。
兵制也类似之，总督巡抚与提督、总兵有统兵之权，但无调兵之权，调兵之令由兵部出，另外还有八旗兵分镇各地以监视绿营。
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政权的中心问题变成了能否保证一姓统治的稳固，所以要尽可能地利用体制结构来防止大权旁落和叛离倾向。
即使有了制度上的保证还嫌不够，在选拔官吏的时候，首要考虑的是效忠原则，官吏的忠诚可靠成了必要和首选的条件，才能只是第二、三位的因素。
明、清两代之所以坚持以八股取士，其核心就是八股以程式化的方式贯彻理学精神，不仅强调对君主的无条件忠诚，而且贯穿以“代圣贤立言”
的揣摩风习，保障了取中之士，即进入仕途的后备官宦的听话、顺旨与可靠，根本没有胆气反判朝廷。
既然从一级级的科考中就学会了如何揣摩“圣意”
，如何顺从听话，那么做了官以后也就只好当个“维持会”
的太平官了。
而且，更为令人气闷的是，官职实际上成为了皇帝对臣子忠诚与效劳的恩赏。
任高官享厚爵者，多半不是由于其才华出众，而是由于任官多年没有差错熬来的，就是说尽管你什么本事没有，只要不生贰心，也会熬到公卿之位。
甚至于官员的贪污腐化，只要不搞得过分，皇帝有时也会容忍。
能以腐化换取忠诚，在特定情形下也是合算的。
秦将王翦出征楚国，屡次故意表现出贪财好货，这样才能令秦王放心，汉相萧何也有过类似的表现。
他们这些人并非真的贪婪之辈，但他们知道只有表现出贪婪腐化，广置良田美宅以“自”
才会使君主觉得此人无野心，也就是说只有如此胡来才会使君主相信他们的忠心。
由于在传统政治体系里官职不仅仅是办事的，也意味着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及荣耀，成为皇帝的一种恩赐。
所以冗官浮吏现象的存在尽管损害行政效率，但皇帝不一定都有消灭它的积极性。
有时为了安置人员，还有意保留一些闲衙与虚职，明代至成祖朱棣已将首都迁到了北京，可南京仍然保留一套没有用处的中央政府机构。
清代也如此，入关之后，也在盛京保存了一个微型的六部体系。
清朝不立太子，但作为东宫属官机构的太子詹事府却依旧存在。
乾隆说得好：“储贰未建，其官原可不设，第以翰林叙进之阶，姑留以备词臣迁转地耳。”
为了安置人员，官僚体系往往毫无必要地增设新衙门，添加新官职。
明代弘治年间，仅半年功夫，为新开设的衙门开铸印信、关印、铜牌已有八十余个，而且“似此增设，无岁无之”
。
新设的官员随便加上“抚民、督粮、兵备、水利、理刑、提学、管屯、管矿、劝农”
等名目，实际上根本无事可做，新增衙门，添加冗员，皂隶与胥史也得相应增加，明代参政一员例用皂隶十员，但实际多用至三四十个。
光养闲人这一项，就使得官僚体系臃肿不堪，这些散衙冗员虽无事可办，但搅乱却有余，平白添加了行政的混乱与无序。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对于传统王朝来说，政治稳定是政治的首要目标，维持一姓世袭的传承，保持皇室的地位，是设置官位和官职首先必须满足的条件。
而担任各种官职的人，也必须将稳固皇权视为首要任务，既不需要过分地勤政，追求政治效果，更不需要有什么创新意识。
尽管反复强化三纲五常的效忠意识，完善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伦理体系，统治者依然不敢轻易将未来交给受这种教育的士大夫，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制衡机制与其说是防止权力的失衡，以便监督，倒不如说是预先给图谋不轨者制造障碍，使权力的失控在制度上就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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