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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剪刀伸到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仆人的脑袋上的时候，经没了辫子的下人一哭一叫，洋主子出头，谙熟西方民主政治的若辈拿出自由与权利的大道理侃侃而谈。
大概没想到学洋鬼子的事却在真洋鬼子面前碰了壁，革命党人一时间居然无话可说，态度好的赔情道歉，保证下不为例。
只是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洋人毕竟还太少，洋人的仆人撞到革命党剪刀上的就更稀罕，所以剪辫子在整个革命期间都在浩浩****而理直气壮地进行。
其实，老百姓不愿意剪辫子并不像革命党人理解的那样，是心里依然甘愿做奴隶，留辫子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们习惯。
凡是跟自家生活尤其是身体有关的事情，只要是习惯了，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就不乐意改，不仅仅是头发，其他的也如此，如穿戴。
不按照老习惯走，就浑身不自在，总觉得有些不安，剃发留辫已经实行了二百多年，老百姓早就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自然不肯轻易更改，没了辫子，连老婆看着都不顺眼，觉得丑得不得了。
平民百姓没有学过美学，在他们眼里，顺眼的就美，不顺眼则丑。
辛亥革命前，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老婆见夫君没了辫子而寻死觅活的并不少见，笔者就看见过若干笔记里记载过因丈夫剪辫而闹着自杀或者离婚的。
不过，老百姓对辫子的担心的背后还有一层更深刻原因，就是对于有关毛发巫术的恐惧。
整个清朝几乎都在流行着剪辫子的故事，关于偷剪辫子的谣传不是这儿传传，就是那儿吹吹，时常造成大面积的恐慌。
美国学者孔飞力就曾经针对乾隆年间的一次有关剪辫的事件侃出了一本著作，将国内学界唬得一愣愣的。
人们对丢辫子的担心，最主要还是在巫术方面，经人类学家证实，这种心理许多民族都有过：人体的毛发和指甲等东西只要被巫师作了法，相应的人就会遭到祸殃，甚至在某些工程中使用了这些毛发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导致相应的人生病或者死亡。
显然，辛亥时老百姓对于剪辫的不情愿也有这种巫术的恐慌在作怪。
冯玉祥将军回忆说，辛亥革命后，他手下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被剪了辫子哭哭涕涕的且不说，而且十分郑重地将被剪下来的辫子包好藏起来，那情形有点像太监阉割后，将割下来的**包好收起。
其实，那些被当街强摁头剪了辫子的人，如果没有被吓昏了头，大多也是要将剪下来的辫子讨回去的，在历史记载中我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出来吃粮当兵的人，为了一碗当时看起来还算不坏的兵饭，不得不服从军令而剪辫，不情愿也没有办法，哭闹一阵也就罢了。
而对于革命党并没有赏饭的老百姓来说，无端强被摁头抡剪刀，可就更难以接受了。
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剪辫政策还在革命进行当中就惹出了麻烦。
据史料记载，苏州宣布独立后，一位新军的排长带兵在街头强迫市民剪辫，结果遭市民群殴，警察在排解时显然有所偏袒，于是第二天又来了更多的新军将警察局捣毁。
至于安徽首府安庆发生的乱子就更大，拥护前清巡抚朱家宝的人利用革命党人强迫剪辫惹起的民愤，煽动市民闹事，一呼百应，成群的市民涌上街头，看见穿西装无辫子的人就是一通拳脚，并以反对剪辫为名逼革命党人的都督王天培走人。
结果还真的将王给挤走了，最后不得不由另一个革命党人李烈钧从江西带兵入皖才将局面挽回。
实际上，这些事件是一个信号，一种警示，它们预示着革命党人在与民众的关系上已经有些麻烦了，只是自我感觉不错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觉察。
自然，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吃饭，他们对清朝的嫌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吃饭问题已经出现了麻烦。
当清朝政府垮台的时候，一些农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
更有些人还无师自通地组织了“农局”
，借来革命党的口号打出“自由择君”
、“自由择善”
的旗帜，抗租抗税，满以为这种与党人相呼应的新名词能换来新政权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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