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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海运代漕”
。
我们都晓得京杭大运河，这是在隋殇帝杨广手里修建的。
这杨广，通常的历史小说都把他描绘成一个昏君和暴君。
其实他暴则暴矣，昏却谈不上，相反，是个浪漫、充满热情的才智之士，诗歌写得不错。
这人的毛病就是好大喜功，意志力薄弱，经不起什么打击，后来坏事就坏在这上头。
他手里办了两件影响后来整个中国古代王朝的事：一是建立了科举制，二是修建了京杭大运河。
我一直记得二零零零年五月到江苏常州，首次看到这条气魄不凡的人工河，当时想到它是从隋朝流过来的，一直流到今天，还是活力**漾，感慨不已，在河边坐了许久，至今印象鲜明。
这条河一直到清朝，都是从南方运粮食到京师的重要通道。
因为南方盛产粮食，北方缺粮，就从南方调粮供应京师，这就是漕运，就跟现在北方水不够用，搞南水北调是一个道理。
南北漕运关系国计民生，奈何到了清朝，成了一大政治难题。
因为漕运在路上的耗费，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也就是说，如果皇帝下令，江南各省上交粮食一百万石，那么江南各省要实交三百五十万石，在路上得耗费二百五十石，成了典型的二百五工程。
这多出的百分之二百五十耗费到哪去了？不用多想，肯定是耗在贪官污吏身上去了。
从直接管理此事的漕运总督、巡漕，到船只所过之处的各级官吏，再到押粮的士兵和运粮的运丁，人人都要伸手捞一把，形成了一个庞大得令人觉得恐怖的贪污集团，并且还附带形成了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漕帮。
如果是放在明朝或是宋朝，贪污如此明显，皇帝早就动刀子了，可是搁在清朝，皇帝还真是顾虑重重。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运丁全部都是旗人子弟，也就是说，漕运给皇帝族人解决了就业问题。
要是真搞整顿，这些游手好闲的旗人还真不好安置。
但是皇帝自己的吃饭问题终究最为重要，所以他也不是没想过要改。
解决的办法就是以海运代替漕运。
那些贪官污吏还没能力跑到海上去吃拿卡要；虽然有海盗，但也是零碎力量，不像漕帮这样形成巨大规模，直接跟官府坐地分赃；路程也省了一大半。
由此看来，这个办法好啊！
但好办法未必能实行。
主要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太庞大，这个集团在朝中肯定有代言人。
一旦有人提出海运代漕，该代言人（有时可能是一群代言人）就会以忧国忧民的面貌出现，提出一大堆反对意见，什么海上风浪大啊，什么海盗会来抢劫啊，什么运丁就会失业啊，搞得皇帝六神不定，只好作罢。
诸位，大凡改革，那些极力反对改革的人肯定是被既得利益喂饱的人，而他们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所以很难对付。
因此魏源也说过：“弊不极不更”
，意思是一项制度的弊端没有累积到极致，就不会更改。
漕运的弊端，在魏源看来，是已经到了极致。
但是为了说动皇帝，他还得想出办法来消除废掉漕运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是八旗子弟失养的问题。
魏源要替皇帝考虑周到，便提出了“各安其地，各归其俗”
，也就是说，回东北老家去，开垦那一片广阔肥沃的土地，当然，农业税是不用交的，还会免费提供粮食和耕具，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
这个建议被陶澍写进了谏书，道光皇帝看了，觉得好，但还是不忍心让自家人劳动，最后决定，干脆把他们白养起来，这样就堵住了反对派的口。
有了一把手的肯定和协调，也就可以动手了。
动手的整个具体方案都是魏源做的。
他先是从理论上论证了实行海运的必要性，又是引证《易经》又是引证《老子》，就好像现在大家办事，总爱说这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云云，这叫作预先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性，接下来就算事办砸了，但政治上没错误。
当然，魏源办事，是最讲究操作性的，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就是租借海上商船为粮船，雇商家船丁为运丁，以漕运费用为运粮开支。
官事商办，乃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常用套路，但在晚清，这是很超前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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