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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患者应该得到帮助去找回自己，意识到自身真实的感受与需要，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在自身感受与信念基础上建立与他人的关系。
如果我们能靠魔法实现这一切的话，那么无须触及这些冲突便可将其消除。
然而世间没有魔法，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要采取哪些步骤向理想的方向转变。
因为每一种神经症，不论其症状多么戏剧性或看起来与个人多么无关，都是人格失常，治疗的任务便在于分析整个神经症的人格结构。
因此，把这一结构及其个体变化定义得越清晰，我们就能把要做的工作描述得越准确。
如果我们把神经症视为围绕基本冲突而建的保护体系，那么精神分析工作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详细审视该患者无意识中为解决冲突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其整个人格的影响。
这包括分析其主导性心态、理想化形象、外化行为等的所有含义，而无须考虑其与背后的冲突之间具体的关系。
有人认为一个人在关注基本冲突前无法理解、处理这些因素，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虽然这些因素是为和谐解决冲突而生，但它们自有其特点、意义和影响力。
另一部分工作主要是处理冲突本身。
这意味着不只要让患者意识到这些冲突的大概情况，还要帮助患者发现这些冲突具体如何产生影响——换言之，他内心互不兼容的驱动力及其产生的心态在具体情境下如何互相干扰：例如，在施虐倒错的强化之下，保持低调的需求如何阻碍他赢得比赛，或者在竞争性工作中脱颖而出，而与此同时他想要胜人一筹的驱动力又使得赢得胜利成为紧迫的需要；又比如，各种不同根源滋生出的禁欲主义，是如何干扰了对同情、情感和自我放纵的需求。
我们还要让患者明白他是怎样在极端之间摇摆：例如，他是如何时而律己过严，时而又待己过宽；或者他对自己的要求在外化之后，可能又经过施虐驱动力的强化，是如何与其让自己通晓一切、包容一切的需求产生冲突的，结果又是如何让他在谴责他人与宽宥他人之间摇摆不定的；或者他是如何要求享有所有权利，又觉得自己毫无权利可言的。
这部分分析工作可以进一步指导我们解读那些明明不可能，但患者又试图实现的种种融合与妥协。
例如他试图既自我中心又慷慨大度；既要征服别人，又想赢得情感；既要支配别人，又想做出牺牲。
这项工作包括帮助患者准确理解其理想化形象、外化行为等是如何魔法般地让冲突消失、如何掩饰这些冲突、如何限制其破坏力的。
总而言之，要让患者彻底理解自身的冲突：这些冲突对人格整体上有何影响，以及具体如何引发各种症状。
总之，在精神分析工作的不同阶段，患者会出现不同的抵触行为。
在分析其寻求解决冲突的尝试时，患者会执着于为其心态及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辩护，以此阻挠一切对其真正本质的探索。
在分析其冲突时，患者则主要热衷于证明他内心的冲突根本不是冲突，以此模糊、淡化其特定驱动力互不兼容这一事实。
就处理各个主题的顺序而言，弗洛伊德的建议可能始终是最有价值的。
针对医学治疗的分析原则，弗洛伊德强调，在着手处理患者的问题时要重点考虑两方面：解读病情应有助益，而不应有害。
换言之，精神分析医生必须记住的两个问题是：第一，此时患者能否接受某种观点？第二，解读病情对患者是否有意义、是否能让他采用建设性的思维方式？我们缺少的是准确实用的标准，即判断患者能否接受，以及做什么能激发患者的建设性洞察力。
患者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太大，我们无法事先确定任何刚性标准以判断进行解读的时机，但我们可以以这条原则为指引，等患者的心态发生特定变化之后，再去着手处理特定问题，从而有益于治疗，同时避免过大的风险。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指出一些通用的衡量标准：如果患者还执着于追求被他当成救赎的幻影，那么此时让患者直面任何主要冲突都是无用的。
他必须先看到这些追求都是徒劳无功的，反而扰乱了他的生活。
以高度精练的话来说，分析患者寻求解决的尝试应先于分析其内心冲突。
我并不是说要谨小慎微地避免提及冲突，只是着手处理的方式要多谨慎，取决于其整个神经症结构有多脆弱。
对有些患者而言，过早指出其内心冲突会让他们陷入恐惧。
对其他人而言，这毫无意义，只是一阵耳旁风，听过即忘。
但是按照逻辑，只要患者还坚持其特定的解决办法，无意识中还想这样“熬”
过去，就很难期望患者真正关注其内心冲突。
另一个需要谨慎开启的话题是理想化形象。
至于在哪些条件下，可以在较早的阶段触及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此刻谈这一点未免离题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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