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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人格障碍者已经人到中年，或者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格障碍者年轻的时候已经被治好了，但是人到中年，面临中年危机，其病情有可能复发，这时候，可能还要合并荣格分析。
结论：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我们越是意识到神经症冲突如何对人格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真正解决这些冲突就显得越为紧迫。
但如我们现在所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能靠理性决策，不能靠逃避问题，不能靠意志力支撑，那么这又如何才能实现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要想解决这些冲突，就只有靠改变其人格中滋生这些冲突的条件。
这是治本之道，也极难。
考虑到改变自我要面临的诸多困难，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应该设法走捷径。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患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会频繁地问这个问题：看到自身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答案很明确，不够。
即使精神分析医生在精神分析初期就早早判断出患者内心是如何分裂的，且能帮助患者认识到这一分裂，这一洞见也并无直接的意义。
患者看到了各种麻烦背后真真切切的原因，不必在神秘的迷雾里茫然无措，从这个角度说，这当然能让患者释放一定的心理压力，但患者却无法将之应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
仅仅认识到内心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干扰，并不能减轻患者内心的分裂。
得知这些情况时，他就像听到陌生的消息，这个消息虽然听起来有理有据，但他却无法认识到这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必然会无意识地在精神上处处有所保留，使得治疗步履维艰。
无意识中他会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医生在夸大其内心冲突的严重性，若非外部环境影响，他会过得挺好；爱情或者成功会让他摆脱沮丧；远离他人就能避免内心冲突；虽然正常人确实难以一仆二主，但他自己意志坚定、聪慧无比，能够做到这一点。
或许，患者在无意识中会觉得精神分析医生是个江湖郎中或好心的蠢人，假装专业来粉饰一切；觉得医生应该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就意味着，患者用自己的绝望感来回应精神分析医生的建议。
他内心的这些保留表明，患者要么坚持其特定的解决冲突的尝试，在他看来，这些尝试比冲突本身更现实，或者他已经对治愈彻底绝望。
在能够有效处理基本冲突之前，必须先让患者想通所有的这些尝试及其结果。
患者想走捷径，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并因弗洛伊德对遗传的强调而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这些相互冲突的驱动力，一经发现就将之与其起源及童年生活中的早期表现联系起来，是否就已足够？答案同样也是：不够。
对大多数人而言，原因也是一样的。
即使让患者事无巨细地回忆早年经历，对患者的帮助也不过是能让他以更加宽容慈悲的态度面对自己，根本不可能减轻现有冲突造成的破坏。
综合理解患者早期所处环境的影响及其造成的童年人格变化，虽然缺乏直接治疗价值，但确实能引导我们探索神经症冲突形成的条件。
[17]毕竟，最初引发这些冲突的正是患者在与人、与己的关系上的变化。
之前出版的作品[18]及本书的前几章里，我已经描述了这种病情的发展过程。
简而言之，孩子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威胁到了自己的内心自由、天性、安全感、自信心——其精神生活的核心。
他感觉孤立无助，因而他最初尝试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不是出自其真实感受，而是策略需要。
他无法简单地选择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表达自己的意愿或者抗议别人的要求，只能本能地设法与人打交道，在尽可能降低自身损失的前提下去操纵别人。
这一方式中形成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疏远自我与他人，感到无助，忧虑扩散，人际关系敌对而紧张，从普遍的警惕心到具体的仇恨，不一而足。
只要这些条件还存在，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摆脱任何相互冲突的驱动力。
相反，产生这些驱动力的内心需求随着神经症病情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紧迫。
伪解决方案只不过进一步扰乱了他与人、与己的关系，并且意味着离真正的解决之道已经越来越远。
因此，治疗的目标必须是改变这些条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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