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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与前述理想化形象的例子并无不同：矛盾依然存在，但冲突神秘消失了。
至于理想化形象与分隔法之间的因果关系，则很难确定。
然而，似乎人以群分的行为更为基础，在其影响下才产生了那样的形象。
要评价这一现象，就必须考虑文化因素。
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精致的社会制度里的一个小齿轮，与自我的疏离几乎比比皆是，而人本身的价值则日渐式微。
我们的文明中无数刺眼的矛盾，使得人们的道德感普遍日渐麻木。
人们对道德标准等闲视之，例如，如果一个人有时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或者尽职的神父，改天则又像个流氓地痞，但没人对此大惊小怪。
[30]当然我们周围也有少数人心智健全、人格统一，与我们自身的分裂状态形成对比。
在精神分析中，弗洛伊德摒弃道德判断的风格——他将心理学视为自然科学，由此出现这样的结果——使得精神分析医生像患者一样，对这类矛盾视而不见。
精神分析医生认为，持有道德判断，或对患者的道德价值观有任何兴趣是“不科学的”
。
实际上，对矛盾的接纳可见于诸多理论体系，而并不必然局限于道德范围。
合理化可以被定义为用论证来自欺。
对此通常的理解是，合理化主要是用于自我辩护或者为自己的动机、行为寻找符合公认思想观念的解释，这一观点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这里的含义在于，按理说，同一文明中生活的所有人，都根据相同标准来合理化，而实际上，对哪些事物采用何种方法加以合理化，都有着巨大的个人差异。
只有当我们把合理化视为神经症患者营造伪和谐的一种辅助方法时，这种情况才是理所当然的。
在基本冲突周围建起的防御性结构的每一块木板上，我们都能看到这一过程在进行着。
主导性心态得到论证的强化，那些会让人看到冲突的因素则被最小化了，或者被粉饰一番，与主导性心态匹配得天衣无缝。
这种自欺欺人的论证如何有助于整合人格，体现在屈从型人格与攻击型人格的对比中。
即使有强烈的支配欲，前者还是将其助人的欲望归因于他的同情心，如果支配欲实在太明显，那他就将其合理化，称之为牵挂。
而后者，当他热心助人时，他严词否认怀有任何同情心，而将其完全归为权宜之计。
理想化形象总要有大量的合理化支撑：真实自我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距必须通过论证来抹平。
在外化中，合理化则被用于证明外部环境与此相关，或者是表明个人无法接纳的品质只是他人行为引起的“自然”
反应。
过度自控倾向之强，让我一度将其视为根源性神经症倾向之一。
[31]其功能在于像堤坝一样防止矛盾的情感如洪水般泛滥。
虽然最初自控往往是受有意识的意志力支配，但经年累月之后，它就常常或多或少成了自动反应。
这样，自控的人就绝不允许自己被情绪冲昏头脑，不论这种情绪是热情、性**、自怜还是怒火。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这类人最难轻松结交。
他们不许自己借酒怡情，而且常常宁可忍受痛苦，也不接受麻醉。
简而言之，他们试图遏制一切本能反应。
这种特质最强的人，往往其内心冲突已十分明显，且没有采取常规手段掩盖。
冲突的态度中，任何一方都未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其人也尚未孤僻到足以保证冲突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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