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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也要马户自己解决，国家补贴点运输途中的消耗，但需要验过了才给补贴。
对于马户来说，这简直是国家强制发放的年利率百分之百的高利贷，马养得越好高利贷就越重。
而且明太祖虽然给马户免过粮，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全国的马户们养马上交后能减免多少钱粮徭役，于是官吏们就压迫马户，让他们又养马又交钱粮。
养马需要大面积的草场，随着战争的平复和国家经济的恢复，在传统农耕区大面积铺开养马在经济上极不合算。
马确实比粮食贵，可是贵重的马匹又并不是每年都能生小马。
这马不能用于日常生活，专门用于上税，长途跋涉的饲料和照顾都得马户出钱，时间成本和饲养成本加在一起，远远比国家发的补贴要高。
而且各地方官面临沉重的赋税征收压力，肯定是倾向于治下种田交税的人越多越好，交税能力越强越好。
明代马政的管理体系是太仆寺—群牧监—群—养马民户。
虽然这些监、群设立在各府州地域之内，但管理则是独立的，与当地府、州、县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地方官治下的民户至少十分之一、至多五分之一都不归自己直接管辖。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除了收到马的兵部以外，几乎所有官员都讨厌。
因此，每一次马政改革，兵部都投反对票。
在此基础上，地方豪强对草场用地侵占完全不是个事儿。
发展到后来，每次朝廷“整理马政”
，在涉及草场时都变成坚决“确权”
，但是不要求恢复草场，只要求侵占者缴纳侵占后应该缴纳的租金，相当于变相承认草场使用性质的改变。
严苛的马政到底有没有效果？有，而且成效非常显著。
永乐十九年（1421年）后，马匹数量达到百万以上，诸年平均增长率接近20%。
但由于永乐帝的马匹征收太狠了，他一死，即位的仁宗朱高炽就出台了“舒缓”
民力的宽仁政策，如对交不上马匹的马户减免积欠等。
往后历代皇帝都或多或少地出于体恤民力的考虑，降低养马民户的数量和养马负担的积欠。
老百姓得以喘息，可马政就荒废了。
养马民户越少，交的罚款越多，马就越少。
靠民间力量养马的政策，最终变成了马政和民政的零和游戏。
在一共只有六年的隆庆朝，蒙古和明朝达成了和平协议“俺答封贡”
，与明朝约定搞白名单贸易，大明用铁锅等生活资料换蒙古的马，每年有一万多匹马可以换。
这样一来，大明朝在内地农耕区养马的人地矛盾和官僚之间的矛盾，就有了解决的契机。
从万历九年（1581年）开始，由张居正做主，所有散给单户饲养繁殖的马匹全部就地转卖，转卖之后的银子上交太仆寺。
马户的编制还留着，但是由原来的交马改为交银子。
江北按照田地亩数养马的政策依然保留，仍然每年交马，算是改革留个尾巴，避免以后拿着银子却买不到马。
原本大量吞吃经费的太仆寺就这样忽然坐拥大量经费，最高时积攒了一千万两银子在手里。
当时大明朝的税务体系四面漏风，效率低下得就像口渴时用汤勺喝水，太仆寺专款“马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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