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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诸如武宗会昌六年（846）的浙西未遂军乱（参见《资治通鉴》卷248“会昌六年九月”
条）、大中九年（855）的浙东军乱（参见《资治通鉴》卷249“大中九年七月”
条），以及大中十二年的湖南军乱（参见《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十二年五月”
条），都是因节帅待将士不以礼而引起的。
[123]《旧唐书》卷165《柳公绰附柳璧传》中就径直称“诗人韩琮”
。
《新唐书》卷60《艺文志四》亦录有“《韩琮诗》一卷”
。
[124]以当年浙西的几位将领柏良器、王栖曜、李长荣、张子良为例：《唐故卫尉卿赠左散骑常侍柏公墓志铭》载柏良器之子柏元封之语：“予家世儒也。
昔予大父以射策甲科，授获嘉令。
禄山陷东都，围获嘉，持印不去，为贼所害。
故吾父痛吾祖之不终，遂学剑从戎，将复仇以快冤叫。”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8郭捐之，第910页）柏良器之女柏苕的墓志中也记载，其父后为神策大将军，“礼贤下士，如韩愈、李观辈，旦夕游处门下”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54张台《唐故青州司户参军韦君夫人柏氏墓志铭》，第1007页）。
与柏良器同任浙西将领的王栖曜出身与其相似，其家也世代“用儒行自守”
（《权德舆诗文集》卷16《唐故鄜州伏陆县令赠左散骑常侍王府君神道碑铭并序》，第251页）。
王栖曜在苏州时，“尝与诸文士游虎丘寺，平野霁日先一箭射空，再发贯之，江东文士自梁肃以下歌咏焉”
（《册府元龟》卷846《总录部·善射》）。
而梁肃正是当时江东的文坛领袖。
而另一将领李长荣，则很可能就与刘禹锡之父、当时从事于浙西的刘绪是执友，而刘绪本人也是一位精通儒学、擅长文章的优秀人物（参见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15页）。
至于张子良，则同样出身官宦之家，其墓志铭中称其“少学读经史子，至古今成败之言，尤所穷究”
（《元稹集》卷52《唐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第567页）。
[125]宪宗于削藩战争胜利后（即宪宗朝末年）所进行的几项旨在加强中央权力、打击藩镇势力的改革，比如非常重要的元和十四年（819）的军队改革，由于在其于元和十五年（820）去世后，其继任者没有充分的实力和精力来进一步巩固和推进，导致这些意在全国推行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被一些藩镇所贯彻执行，或者说在一些地区贯彻得并不彻底。
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改革的成效在南方地区却被长期有效地保持着。
（参见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5～178页；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第256～260页）
[126][日]大泽正昭：《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ついて》，收入《柳田节子先生古稀记念——中国の传统社会と家族》，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第131页。
[127]有关唐末五代“土豪”
的研究颇多，除了本文引用的松井秀一与大泽正昭的两文外，尚有[日]栗原益男：《关于唐末的土豪地方势力——四川韦君靖的事例》，《历史学研究》243，1960；[日]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四川——以官僚统治与土豪的出现为中心》，《史学杂志》73：10，1964；[日]菊池英夫：《节度使权力与所谓土豪层》，《历史教育》14：5，1966；[日]伊藤正彦：《唐代后半期的土豪》，《史潮》97，1966；[日]清木场东：《唐末·五代土豪集团的解体——吴政权土豪集团的事例》，《鹿大史学》28，1980；[日]伊藤宏明：《关于唐末五代时期江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中国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日]大泽正昭：《唐末·五代“土豪”
论》，《上智史学》37，1992等。
[128][日]大泽正昭：《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ついて》，第132页。
[129][日]大泽正昭：《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ついて》，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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