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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比如杜希德先生曾经在论述这一阶层的重要性时就说：“地方利益真正的中心位于州、县城以外的乡村。
在这里，刺史与县令的权力，只有得到势族及其广大分支血统的地方优异分子的同意，才得以运作自如，势族以其影响力与名望，被称之为‘豪家’或‘健吏家’，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州政府的官员在整个地区并不全然实施直接统治。”
（见[英]崔瑞德著，张荣芳译：《唐代藩镇势力的各种类型》，《大陆杂志》第66卷第1期，1983年，第40页）这批在乡村中拥有相当实力，并一定程度地把持乡里社会，甚至与州县下级官吏颇有关联的“势族”
被杜希德先生称为地方士绅。
而张泽咸先生则依据史料中的一种说法，将他们称为“形势户”
，而与他们相对的就是“衣冠户”
。
（见《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兼论唐代徭役的复除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5～174页）
[131][日]大泽正昭：《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ついて》，第135页。
[132]参看周殿杰：《肃代之际的江淮和大历财政改革》，《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4～245页。
[133]《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滉传》、《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
[134]关于9世纪后江淮土豪问题的讨论，以松井秀一先生重要的学术论文《唐代后半期の江淮について——江贼及び康全泰·裘甫の叛乱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66：2，1957）一文论述最详。
此外，相关问题的论述亦可参见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兼论唐代徭役的复除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三辑；张泽咸：《唐代的力役》，《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陈勇：《唐代长江下游大地产的发展》，《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第176～199页等。
[135]如《全唐文》卷73文宗《罢军将兼充文职诏》、卷74文宗《收江淮诸色人经纪本钱敕》、卷78武宗《加尊号赦文》《加尊号后郊天赦文》均有相关问题的涉及。
[136]一直到僖宗乾符二年（875）颁布的《南郊赦文》（《全唐文》卷89）中，唐廷仍在对上述问题进行重申。
[137]长庆二年韩愈对判度支张平叔变革盐法的驳斥就是体现这一矛盾的事例，参见《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论变盐法事宜状》，第652～653页。
[138]对于农民层的分解及其与土豪层结托的研究，参见[日]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の江淮について——江贼及び康全泰·裘甫の叛乱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66：2，1957；[日]堀敏一：《唐末の变革と农民层分解の特质》，《中国古代史の视点——私の中国史学（一）》，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
[139]有关“江贼”
问题的讨论，参见[日]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の江淮について——江贼及び康全泰·裘甫の叛乱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66：2，1957，第111～115页；[日]堀敏一：《唐末の变革と农民层分解の特质》，第117～120页。
[140]有关这起事件的分析，参见[日]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の江淮について——江贼及び康全泰·裘甫の叛乱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66：2，1957，第116～117页。
[141][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697页。
[142]有关钱镠早年的经历，可参见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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