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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史载元和六年六月，因嫉“置吏不精，流品庞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
（《新唐书》卷146《李栖筠附李吉甫传》。
所奏内容见《全唐文》卷965《减冗员奏》），宰相李吉甫曾向宪宗奏请省减冗员，为宪宗所采纳。
此后，经参阅蠲减，凡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
因此宪宗在此后所进行的停罢镇海军等使职军额的决定，其实也是在继续贯彻六月《减冗员奏》的精神，为的是进一步筛汰冗滥官吏，减少地方的财政开支。
而对省减军额、官吏后所得的这部分财物，诏书中明确规定“委本道充代百姓阙额两税”
。
[111]参见[日]中砂明德：《后期唐朝の的江淮支配——元和时代の一侧面》，《东洋史研究》47：1，1988，第32～38页。
[112]参见韩国磐：《唐宪宗平定方镇之乱的经济条件》，《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21～335页。
[113][日]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の江淮について——江贼及び康全泰·裘甫の叛乱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66：2，1957，第94页。
[114]参见[日]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の江淮について——江贼及び康全泰·裘甫の叛乱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66：2，1957，第98页，及第120页所作穆宗至懿宗年间江淮诸藩藩帅转迁情况表。
[115]正如杜希德先生说的，“中央政府对付南方节度使的政策极为成功，而且更甚于唐朝早期处理节度使的案例。
中央依然继续严密地掌握任命与继承，不仅是对地方政府中的高级职官而已，也及于他们所属各州的所有职位”
。
（见[英]崔瑞德著，张荣芳译：《唐代藩镇势力的各种类型》，《大陆杂志》第66卷第1期，1983年，第43页）
[116]参见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第276页；[日]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の江淮について——江贼及び康全泰·裘甫の叛乱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66：2，1957，第98页。
[117]（唐）裴庭裕撰，田廷柱点校：《东观奏记》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27页。
[118]《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十二年七月”
条。
[119]长庆二年（822）三月，穆宗以“使幕宾寮，皆有年限改转，军府大将，岂可独不序迁”
为由，下诏：“自今已后，诸道节度都团练经略等使下，各随本处，是大将名目已曾授监察已上官者，并限三周年量与改转。”
（《全唐文》卷67穆宗《优恤将士德音》）这是唐廷自宪宗元和七年（812）对藩镇文职僚佐的任期作出限定后（参见《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针对武职僚佐改转的一项决定。
换言之，中央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藩镇军将久任不换这一问题。
而我们看到，代宗时代南下江东的那些中原将领，如柏良器、王栖曜、李长荣等人，他们任职江东的时间都长达二十年左右。
并且，他们也很可能像此后南下的张子良那样，拥有个人的亲信部兵。
[120]有关这一事件的情形以及其后浙西财政窘困的局面，可参见两唐书《窦易直传》《李德裕传》，及《李德裕文集校笺》别集卷5《奏银妆具状》，第510～512页等。
[121]这在韩滉与李锜担任镇海军节度使的时代体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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