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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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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初年创设的河北四镇格局，经大历十年（775）魏博吞并相卫一役被改变，演变成由成德、魏博、幽州三镇分占河北的格局。
尽管德宗以后，河北又诞生了义武、横海两镇，但始终占据河北主导地位的还是以上三镇。
并且不待北宋[1]，就在唐代中晚期，三镇已被时人视为一个相似的整体，甚至直以“河朔”
指代三镇，而义武、横海却不在此列[2]，这就是唐史上负有盛名的“河朔三镇”
。
基于三镇相似的长期割据状态，很长时间内，学者认为三镇在性格上（诸如军政构造、种族文化、对唐态度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甚至试图从中寻绎出其长期割据的根源。
尽管有关河朔的性格，学者的讨论也存在争议，但多半仍是在一个河朔“一体化”
的范式下来讨论这些问题。
[3]虽然这种对河朔共性的探讨具有很大的价值，比如它有助于我们比较河朔与帝国其他地区藩镇的区别，深化从唐藩关系等角度来理解不同类型藩镇的认识，但是，它也在无形中忽略了河朔内部的巨大差异以及三镇独有的个性[4]，甚至也会因过分强调河朔的独特性而忽略其与帝国其他藩镇在很多特质上所具有的共通特点。
打破这种认识范式的是几位日本学者的研究。
堀敏一先生在1958年发表《魏博天雄军的历史》一文，首开研究河朔藩镇个案的先河。
[5]不过堀氏似有意将对魏博一镇军事构造的研究推衍至帝国的其他藩镇中，这从其在次年将其对魏博权力构造的研究纳入其重要的学术论文《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中就可看得很明显。
[6]因此，真正开始注意到河朔三镇差异并对此进行细致分析的，是同年（1959）松井秀一先生发表的《卢龙藩镇考》一文。
此文虽着重探讨河北北部的卢龙（幽州）镇，却已有意引发人们对卢龙与河北南部成德、魏博二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差异的思考。
[7]继承松井先生这一思路，并真正以比较研究的方式讨论河朔藩镇问题的，是1995年渡边孝先生发表的《魏博与成德》一文。
顾名思义，这篇论文就是旨在比较河北南部的魏博与成德两镇。
当然，论述的重点更侧重于之前不太为学者注意的成德一边。
[8]
本文的研究将在继承上述三位日本学者研究理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9]一方面，我将深化对三镇性格差异的分析，并力图阐明这种差异的意义何在。
这一探讨同时也将引导我们提出一个有别于传统的关于唐代藩镇类型的划分模式。
[10]另一方面，我的研究也将指出，三镇的差异并非在其创立之初就已奠定，实际上直到元和时代，它们的性格还颇为相似。
因此，探寻何以这三个同出于安史集团的藩镇，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愈益呈现出不同的性格面貌，就将是我们论述的另一个重点。
而在我看来，这种差异的形成，其实也正是三镇在安史之乱后处理各自内部危机的一种体现。
不过，尽管三镇面对的危机不同，处理危机的手段也不同，但最终，却都还是走上了殊途同归的道路。
一、成德：诸将的传统
和较早就被学者关注的魏博、幽州两镇不同，位于河北中部的成德镇在很长时间里是河朔三镇中最不为人注意的一镇。
成德的不被注意，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相较于魏、燕二镇，成德的军政实力偏弱，在大多数时间里它只辖有恒（镇）、赵、深、冀四州。
[11]第二，成德对待唐廷的态度较魏、燕二镇恭顺[12]，它几乎从未主动挑起与唐廷的冲突。
第三，成德是河朔三镇中最稳定的一镇，其内部变乱少，节帅交替也较为平易。
[13]因此，在跋扈不宁的河朔三镇中，性格略显温和保守的成德镇显然无法像魏博、幽州那样，提供给学者更多可资讨论其跋扈不宁的事例。
不过，只要我们稍微浏览一下有关成德早期的历史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成德原本并不是河朔三镇中最弱的一镇。
恰恰相反，在成德建立之初，也就是初代节帅李宝臣的时代（762—783），无论政治地位、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力量，成德在两河的安史降将藩镇中都是最为突出和令人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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