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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浮尚浮华，目染耳濡，不患不趋于文，只患不葆其质。
植根朴拙，乃大器也。
他的朋友吴坤修，曾与曾国藩相互勉励，并在曾帐下当过幕僚，1866年升任安徽按察使。
临行前，曾国藩特地加以叮嘱，后又写信观诫，主要也是让他除官气，归朴实，信中是这样说的：
阁下向采每遇得意之际，说话多不检点，又以游幕过久，官气颇重。
湖南、江西物望之损，大抵由此二端。
今骤当重任，务望时时省察，摒除官场之习，力戒浮薄之言。
对于他人，曾国藩也常以此二字相告。
一般人以为，处世以圆滑为上，并每每以此为努力方向，实则是对世事不明所致。
曾国藩并不反对处世采取技巧，他强调的是做人要有根本，本不立，再好的技巧也无用，甚至反受其害。
以“朴实”
为本，培植根基，而后再讲权变，方能无虞。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常守朴实规模，方可培成大器”
的真义所在。
居官必败的四种人
曾国藩语录：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稀里糊涂被免职罢官的。
居官而败的“软原因”
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如何、是否与时代合拍等，但“硬原因”
却有惊人的相似。
曾国藩在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纳出了居官而败的四者：
其一为“昏惰任下者败”
。
曾国藩说，为人主者，不可能知晓所有的天下事，不能不委派任用贤能的属下，但属下的贤与不贤，又难以全部了解，就不能不信任自己左右的臣属。
然而受到左右臣属赞誉的人，未必就是贤才，受到左右臣属所诋毁的人，未必就是庸才。
所以，耳目不必依靠别人代替，予夺之权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自古庸臣在位，他的才能遇事处理时就显得不足，巩固自己的宠遇则很有办法。
这类人羞于粗茶淡饭，大多贪心且行事卑鄙，善于阿谀奉承，一旦大权旁落到这类人手里，政治将日非一日，国家将大难临头。
安禄山这样的误国之臣，都是走了高力士的后门才取得将相之高位的。
唐玄宗的用人不当，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终于造成了天宝危机，暴发了“安史之乱”
，使强盛的唐王朝由此而走向了衰败。
历史的经验说明，为人主者要敏于观察，知人善任，在用人上，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国家兴亡、事业兴亡的关键。
历史上，亡国之君，败事之臣，其祸都源于昏惰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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