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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进言虽未有明显效果，但他的朴实作风给浮滑的官场注入了新鲜气息，他也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名声，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从军之始，曾国藩为了进一步纠正这种“官气”
，采取了以猛振顽的手法，以申韩的法家之术伸张儒家大义。
他把这种“官气”
描绘为“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
，为扭转它，不得不“矫枉过正”
。
1853年，他给湖南名绅黄淳熙的信中痛陈了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阁下风格，不似世间桔槔故态，随人俯仰者也。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软熟和同之像，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同年底，他又给湖北学政龙启瑞写信，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
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
国藩昔侧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
今年承乏困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唯恐人心攘臂而与其间也者。
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
方今主忧国弱，仆以近臣，而与闻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即先部治而后上闻，岂为一己自专威福?所以尊朝廷也。
曾国藩这番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遭到许多官吏的反对和抵制，但仍然收到了明显效果，最重要的是激励了一批有志有为的人才敢于）中破这种官风，敢于作为，培养了一种朴实的风气。
后来曾国藩总结说湘军集团之所以能崛起，将如火如茶的太平军起义镇压下去，正是由于此“朴实风气”
。
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给部下名将张运兰信中说道：“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咸法，故声名历久不衰。”
鼓励他“整顿岭南军务，不特革其骄疲之习，尤宜挽其浮靡之风”
，“坚持定力，崇朴去浮”
，保持朴实的良好作风。
后来曾国藩待人办事渐趋于圆通，不似开始时锋芒毕露，但他圆而不滑，变而不浮，终生恪守“朴实”
二字，并屡次以此告诫部下朋友。
如他在给手下将领的批文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除去官气，专务朴实”
，进而总结说，“古人之有为者，不外乎此。
即近日湖南诸贤，亦不外此”
，把“朴实”
视为办大事有作为的必备条件。
他认为“朴实”
是人的根基，只有根基稳，才能枝繁叶茂。
他在给帐下幕僚孙衣言（后官至太仆寺卿）的信中教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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