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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渡船快要到达码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把杭州和苏州（邻省江苏的首府）比作天堂的两句中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一点没错，在这个温暖的初夏午后，我从远处瞭望杭州，真的就像是窥见了天堂的一角。
此处慕雅德的口吻颇有点像是几百年前的马可·波罗，后者在其游记中曾经宣称：“［杭州］这个城市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
我们越往下读《新旧中国》，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变得越来越强烈——这两个外国人都分别在中国居住过较长的时间，他俩都是善于讲故事的好手，都十分注意对于细节的描写，都对他们在中国看见的事物感到饶有兴趣。
刚进城时，慕雅德为在街上所见到的人数之多感到有点吃惊。
他注意到人群中有些人身穿绸缎衣服，显然是出自殷实的家庭背景；但大部分人都是身穿浅蓝色或深蓝色的上衣，还有的人手持阳伞，以遮挡毒辣的太阳；而几乎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一把扇子。
在人群中，他看到了一组颇具杭州地方特色的特殊人群：
在城门的附近，我看见有些人手上提着鸟笼，这是附庸文雅的人们趋之若鹜的一种嗜好。
他们伸直胳膊，拎着鸟笼出来兜风，或是将鸟笼挂在树上，然后站着或坐着一边抽烟，一边聆听画眉嘹亮而动听的歌声；还有钱塘江边房屋顶上很常见的云雀。
从路上经过的和尚们都剃着光头，身穿从来不洗的衣袍，匆匆赶往西湖源头那个著名的寺庙。
从我们身边经过的道士们头顶都有一簇耸起的头发。
他们头戴的方形道冠上留有一个洞，可以让那簇头发露在外面。
不过路上的大部分行人都还是商人、苦力、农夫和工匠。
必须承认，慕雅德对于杭州人“附庸文雅的嗜好”
这一段描写相当准确，因为在旧时的杭州，拎着鸟笼上街确实是士绅阶层的一种时尚。
直至今日，杭州仍有不少人喜欢把鸟笼挂在家里或公园的树上，以“聆听画眉嘹亮而动听的歌声”
。
杭州过去是一个佛寺和道观比较集中的城市，和尚与道士的数量惊人。
慕雅德在《新旧中国》一书中叙事的准确性还可以在下面这段描写杭州人建造土墙所用特殊方法的段落中进一步得以证实：
人们在要准备造墙的地方先把平行的木板用绳子紧紧地捆住，在墙的外沿形成一个夹套。
然后把土倒进去，再兑上一点水，然后造墙者就在夯土的上面用脚踩实，或用长长的木槌将土捶实。
当土墙成型之后，就将夹套拆掉，再用瓦片在土墙上面做一个屋顶，然后在土墙的表面涂上一层石灰。
假如将土**在外面的话，遇上大雨或是霜冻，那土墙就会开裂和倒塌。
迟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杭州仍可以见到许多土墙，而且这里所介绍的建造土墙的方法仍然在被广泛使用。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慕雅德对于杭州观察和描述的真实性是值得信赖的。
慕雅德在《新旧中国》一书中对于旧时杭州的类似观察还包括他对于杭州时尚商业区的生动描绘，那儿有各种不同的店铺，尤其抢眼的是那些陈列着各种五颜六色水果的店铺，慕雅德所罗列的那些水果名称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当地土产：橘子、苹果、枇杷、甘美多汁的柿子，还有金橘（第57页），光是听到这些名字，就足以使一个当地人流口水；还有清朝衙门例常的审案程序和错综复杂的衙役体系（第59—62页）；城北的贡院及其下属的抄写员、印刷所、寺庙、望楼、厨房和那“为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而准备的一万个单间”
（第64页）；民众的各种娱乐活动，尤其是春天令人眼花缭乱的放风筝表演（第70—71页）；以及杭州出产的各种花卉品种——“山茶花、杏花、桃花、蔷薇花、红石榴花、荷花、凤仙花、桂花……翠菊、**、木槿花、蜡梅花……以及白色和桃红色的双瓣梅花”
（第71—72页）。
老杭州人大概都还记得这些从小就熟悉的花卉名称。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杭州地方志中对于杭州城墙、城门实体结构的描述并不多见，因此慕雅德在书中对于杭州一个城门的下列描述便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我们穿越一座巨大城楼的阴影，进入到了杭州城内。
城门下高耸的圆拱形门洞高达25英尺，用城砖和花岗岩垒成的城楼上面筑有胸墙和炮眼，城楼的最上层是卫兵驻守的楼阁，这是一个朝南的宽敞大厅，朝北墙上的窗户都已被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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