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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好是在慕稼谷在杭州城内定居并站稳脚跟的一年之后。
当时的交通方式主要是靠水路，慕雅德是乘坐一条住家船前往杭州的。
一路上的经历使他大开眼界，因为他发现这儿的很多事情都跟他所熟悉的英国方式截然不同。
例如中国的河流上面都没有水闸，如果要从一条运河进入另一条运河的话，就得用人工，或是驱赶着水牛，把船拉上一个称作“坝”
的高耸堤岸，当船被拉上坝的顶端之后，再用力一推，让它沿着一条泥泞的滑道顺势滑入另一条运河的河道。
当他的船到达与杭州隔江相望的西兴之后，慕雅德必须从住家船转到一条在钱塘江上摆渡的平底帆船上，以便渡江来到对岸的杭州。
他惊奇地发现杭州的渡船系统采用一种颇为独特的运行方式：
艄公并不在来回摆渡的渡船上向坐船的人们收取费用，因为杭州的士绅们、绍兴的商贾们、杭州的海关当局和盐务部门，以及杭州一位后来破产并去世的钱庄大老板，预先募集了一大笔钱，人们就是用这笔钱的利息来维护江上那二三十条渡船，并支付艄公工钱的。
而渡船上的乘客，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均可免费乘船。
其实也不是完全不收钱，每当中国某个地方遇上战争或饥荒时，浙江省的布政司和上述主管渡船的委员会就会在渡船上发布通告，要让上渡船的乘客们全都按自己的能力捐钱之后，艄公才会开船。
另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是钱塘江边的滩涂泥泞不堪，乘客们需乘坐水牛拉的牛车才能够到达停泊在江边的渡船上。
诸如此类的细节描述可读性很强，对于中外读者都很有吸引力，然而在官方史书中是找不到这些信息的。
在渡船过江的时候，慕雅德告诉读者，江对面的堤岸上有一座雄伟的宝塔进入了他的视野：
在我们对面的江岸上，离杭州城的城墙大约四英里处，耸立着始建于公元950年，目前塔身于1200年重建的六和塔，这座威武雄壮的宝塔早先很可能是位于杭州的城墙之内的。
在杭州城郊外的另一端还有一座塔身较小，但线条优雅的尖塔，塔高约25英尺。
后面将会提及，慕雅德于1865年所见到的六和塔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座六和塔在形状上有较大的差异。
但是杭州的本地读者可能会对慕雅德在同一段落中对于杭州城墙在过去一千年中的演变和发展的简述更感兴趣：
在唐朝的公元891年，杭州最古老的城墙（始建于隋朝的公元606年，全长36里或10英里）被扩建到了70里或20英里。
在十二世纪的南宋时期（公元1159年），杭州的城墙似乎又继续扩建到了全长100里（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或大约30英里。
到了十四世纪中期继元朝之后的明朝，它们又被缩短到了12英里，或是恢复到了跟最初的城墙差不多的长度。
对于杭州城墙历史如此简洁而又有具体数字说明的概述在别处很难见到。
直至今日，杭州的文史专家们对于杭州城墙的演变历史仍然所知甚少，因为他们从未亲眼见过杭州的城墙和城门。
现有关于该领域的知识一部分来自地方志等历史文献，一部分来自新近的考古发现。
但是迄今为止，笔者还未读到过关于杭州城墙、城门系统而翔实的论述。
慕雅德这位英国传教士在其回忆录中的叙述显示出了对于中国和杭州历史的深厚学养，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不过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慕氏家族中出了好几位专门研究杭州历史的汉学家：慕稼谷主教就写过一本题为《杭州纪略》的小册子，对于杭州御街和各个城门的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他的两个儿子，慕天锡（GeeTheodoreMoule，1864—1942）和慕阿德（Arthuroule，1873—1957），经常在欧洲的顶级汉学杂志《通报》上发表有关杭州历史研究的文章。
慕阿德于1933—1938年间还出任了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
随着渡船越来越靠近钱塘江的对岸，杭州城墙外山上的各种景色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慕雅德的眼前。
在他的左边是六和塔，后面是大华山和虎跑山，往右边远远望去，他可以看到凤凰山上被野草所部分遮掩的南宋旧皇宫的废墟，有一条宽阔的御道绕山间盘旋而上，直通山顶。
在五月明媚的阳光照耀下，眼前这如画的风景使慕雅德这位初来乍到的英国传教士感到心旷神怡。
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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