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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会纠纷“仲裁者”
、普遍利益“代表者”
的面目出现，提高社会成员对现存制度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它通过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保证其对政治权力的支配，与此同时则通过阻碍被统治阶级的觉醒和组织化过程而把他们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简单地说，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1）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2）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
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务加以“符号化”
和“赋予意义”
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信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
（3）信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
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甘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
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
价值体系。
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来说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务“赋予意义”
。
（4）尽管如此，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却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信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
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信息有三种解读状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
，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信息。
二是妥协式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信息。
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
，即对媒介提示的信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
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
。
“文化研究”
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
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
第三，意识形态“霸权”
理论。
格拉姆西把现代国家的形成看做作为“强制装置”
的政治社会和作为“霸权装置”
的市民社会的融合，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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