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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悲观的态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直到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发掘大众文化所可能具有的抗争力量。
（胡正荣）
8.简述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起源于英国，以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核心，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莫利、费斯克等人。
这个学派的学者延续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认为大众传播生产了大众文化，其中容纳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反映了斗争之下形成的权力关系。
但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态度不同，文化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对受众的解读，认为由于符号的多义性以及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能对文本做出偏好性、妥协性、对抗性等不同的阅读，这其中就蕴含着反抗的可能性。
关于这两个学派的差别，肖小穗做了总结。
他指出：“两个学派都是他们各自时代的产儿。
文化工业理论产生于法西斯统治猖獗的年代，理论的提倡者当然会比较关心文化的压制功能。
英国的文化研究适逢战后小人物造反的年代，对研究者来说，更加触目的是文化的抗争功能。”
早期的伯明翰学者如霍加特、威廉斯、汤普逊做了开拓性工作，确定了民族志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认为它是阶级、性别、种族、民族等社会关系抗争的结果，并再生产了这种社会关系。
这三点（民族志与文本分析、关注大众文化、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成了伯明翰学派思想的核心。
大卫·莫利沿着霍尔的足迹，将文化研究直接转移到受众身上。
1980年他对电视节目《举国上下》做了民族志的研究，发现在三种受众态度中，妥协态度是最主要的方式，他同时也指出，阶级并非阅读电视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受众所采用的话语范围”
这个因素更为活跃。
莫利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除了宏观的权力关系外，在观察受众对电视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他们的生活情境。
另一位学者洪美恩通过对肥皂剧《达拉斯》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从这个电视剧的“迷”
、反对者和讽刺者的态度中发现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
和“平民主义意识形态”
之间的矛盾，并肯定后者在社会文化实践中的力量。
如果说霍尔等人对大众文化表示嘉许，那另一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简直是在为大众文化欢呼。
他引用法国学者德塞都的“双重经济”
理论，认为大众媒介生产出牛仔裤、肥皂剧、摔跤比赛等文化产品只是第一重经济过程，随后受众通过“多义的”
电视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愉悦（快感）”
，这是第二重经济过程。
这个过程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为受众所控制，受众由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和抵抗性的消费。
费斯克走得太远，受到的批评也最烈。
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文森特·莫斯可一语中的，他指出这种过于乐观的态度使得贫富差距和其他不平等不被重视，现实的反抗活动也被消解了：“按这种观点，政治性的抵抗充其量不过是用一揽子专用符号来标新立异，反抗正统。
它的后果是使我们不再关注物质分化，而只看到文化差异。”
总之，文化研究者对于大众文化的观点提醒我们反思人类文化实践的复杂性，并寻求社会公众可能在大众文化中获得的真正的力量。
（胡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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