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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显然有助于舒缓中国士人学习西学的迟疑感。
到后来，这样一种学问超越文化的观点，成为尊西中国士人既可学习西方而同时又能保持自身心态平衡的最重要的理论支点。
20世纪初年讲求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中国士人，实际也想“破华夷之界”
。
不过洋务时期的“破”
是为了给学西方的行为正名，中国尚在主位；后者的“破”
是想达到一种无中无西的境地，以避开西强中弱的身份认同，中国已居客位。
取向虽一致，而攻守之势迥异，两时段间士人自信心的强弱对比，亦甚鲜明。
但两者间也有思想上的传承关系。
盖只有相信西学是“天地间公共之道”
，才可以从心里破华夷之界，才不致因尊西而心不自安。
当时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也给中国士人提供了新的诠释工具。
1903年《浙江潮》上一篇题为《民族主义论》的文章说：“夫国于世界而有历史，则自其‘祖宗社会’之所遗，固有不能不自国其国者。
不能不自国其国，而其国民之文明力乃不能与人抗，则天然之压力，乃迫之使不得不去旧而迎新。”
但去旧迎新也分两种：“去之取之自己者，则能吸入而融化之，而活用之，其种存，其国兴。”
如果是“与之去之自人者，则奴隶而已矣；其种绝，其国亡”
。
所以，“凡优强民族与劣弱相遇，其文明之同化力，乃能吸入而融化之”
。
然必须“发挥特性”
，也就是“厉其固有使足与世界相竞”
。
作者指出：“特性者，运用文明之活力也。”
故“种之强弱，视其文明；文明之高下，视其运用力”
。
此文作者所关怀的“国于世界而有历史”
的现状，正是当时中国士人必须面对而提出解答的主要时代问题。
最理想的解决方式，当然是一方面能“与世界相竞”
，一方面又可保存并增强“祖宗社会之所遗”
。
这篇文章里的“优强民族”
与“劣弱民族”
的概念，仍受严复“天演论”
影响，但已提出一种与“天演论”
有所不同的学西方思路，即特别强调学习的主动与被动，并以“运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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