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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氏自谓，他“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假文学，然而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
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是‘拔起了的树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
（《自己的园地·〈旧梦〉序》）。
这才是关键：向往做“世界民”
的中国人，最终想的是要排到世界这一“大林”
中去。
但到1924年春，周氏的世界主义已“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
。
辛亥革命前“黄白种争”
的潜台词已忽隐忽现。
再到1925年的第一天，周作人说：“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
这是因为看到“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
。
这里似乎仍在排满，其实针对的已更多是“日英帝国的浪人”
。
他虽然还是说“我不相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
，声明这是“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
；他也知道可能会被认为“太旧太非绅士态度”
，但他仍坚持要“表明我思想之反动，无论过激过顽都好，只愿人家不要再恭维我是世界主义的人就好了”
。
（《雨天的书·元旦试笔》）明确其“回到”
的民族主义正是针对“世界主义”
而言。
结果，西人并不真正平等对待中国人的行为，终使许多像周作人这样已养成“世界民态度”
的西向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共存，仍然不过是“迂远的”
理想。
到30年代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主要因其描写中国的小说，但也因其为父母所写的动人传记），不少中国文人颇感不平，其中就不无对世界文学的“大林”
并不接受中国文学（不论乡土与否）这棵树木这一事实的怨艾（近年又有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近似言论）。
故“话语权势”
虽是近年才传入的新概念，中国读书人早有相似的认知，也曾有过突破这一权势控制的长期努力。
早在近代讲洋务的初期，就有人主张“破华夷之界”
，因为西学也是“天地间公共之道”
，不得为西人所私有，华人也应当学习。
早年有些像狄考文（W.Mateer，1836—1908）一样的传教士曾主张：人和国家可以有特定的认同，学问却应是普世性的，谁能掌握就属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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