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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判断“文明之高下”
与“种之强弱”
，后者尤其与以胜负决优劣的“优胜劣败”
说大有区别。
故民族主义的学理为近代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取向：从此角度出发，只要是主动吸取他人之文明，使固有强化，不但不存在自己是否低劣的问题，反是能学习者就优强。
这位作者以为，“一民族之于世界，犹个人之于学”
，同一本书而不同读者所得各异，“盖外界之所异，必视内力厚薄以为差”
。
假如学得主动，善用其固有特性，终可达到“久之内外复相剂”
的结果。
30多年后，最善于将观念系统化的冯友兰提出一种既改进又保存的主张：
一民族所有底事物，与别民族所有底同类事物，如有程度上底不同，则其程度低者应改进为程度高者，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
但这些事物，如只有花样上底不同，则各民族可以各守其旧，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特色。
（《新事论》）
冯氏言语间保存特色实不如生存重要，故其侧重，仍在改进一面。
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生存，还谈什么特色。
然冯氏能兼顾民族的生存与特色，见识确高出一般时人一筹。
这些说法，虽然仍存在为西强中弱局势下学西方寻找理论依据或做出“合理”
诠释的意思，但对今日思考“与国际接轨”
的学人似不无启示。
可以说，史学的功能之一就是将人类特定群体在特定时期的有意识或无意识活动重建出来以使其不朽。
各族群的文化认同其实也就是在将该族群中许多个体的行动连接成一个整体时才得以凸显的。
从此意义上言，对人类之一部分的中华共同体这一族群发展的历史研究本身，也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史学重建。
如我在《多元开放的学术对话》中所说：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必须与国际通行的史学论说“接轨”
。
既然“接轨”
已是势在必行，则很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在此进程中先要有自己坚实的文化立足点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心。
有此基础，则思他人所思、言他人所言，便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
换言之，这是一条开门造车之路：先期“合辙”
，继而在所思所言具有共性的基础上，转从中国史学的思路以中国的方式提出外国史家易于接受的新史学论说，为世界史学做出我们的贡献。
（原刊《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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