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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但避免了对“衰弱中国”
的认同，同时也不必认同于“强大的西方”
。
其实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大家无认同，也就否定了西方自身的文化认同。
这一选择背后所隐伏的微妙的民族主义关怀和心态，很值得进一步认识和了解。
但是，士人虽有超越民族国家认同的愿望，却超不了中西确实有别这一现实。
阿Q早就注意到，城里人连切葱的方式也与乡下不一样，而且他们常常并不打算以城里人交往的方式来对待乡下人。
同样，近代西人一般并不以待西人之同理待华人（包括尊西的华人）。
故中国士人企图超越民族国家的努力，不过是一种自我化解，并不能改变现实存在。
这些人虽然能自造一个大家无认同的精神世界并尽量生活于其中，内心深处仍有自我的文化认同不甚佳妙这一逃避不过的关口。
近代中国士人不管自我意愿多么强烈，终不可能完全超越社会存在而悬想。
实际上，即使那些西向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也未能真正地西化。
正如傅斯年对胡适所说：“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胡适、傅斯年虽然处处努力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事情，但到底只是心向往之，终不能完全摆脱羁绊，到达彼岸。
这样的社会存在与士人愿望以及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本行为准则与其思想取向的双重差距，以及与后者密切关联的个人认同问题，造成一种更难化解的心态紧张，民族主义那一关其实是突不破的。
曾以“汉奸罪”
被论定且曾有向往“世界民”
心态的周作人，一般的认知会视其为民族主义情绪较弱的一类，他的经历恰能说明这一点。
周作人属于他所说的“受过民族革命思想的浸润并经过光复和复辟时恐怖之压迫者”
。
他曾自述说：“我当初和钱玄同先生一样，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拳民起义的那时听说乡间的一个洋鬼子被‘破脚骨’打落铜盆帽，甚为快意，写入日记。
后来读了《新民丛报》《民报》《革命军》《新广东》之类，一变而为排满（以及复古），坚持民族主义者计有十年之久，到了民国元年这才软化。
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
（《雨天的书·元旦试笔》）
可知周氏早年的民族主义与同盟会人相类，是以排满为主。
民国代清，这样的民族主义成为无的之矢，自然也就“软化”
了。
五四时代的周作人“因为对于偏狭的国家主义的反动”
而“养成一种‘世界民’（Kosmopolites）的态度，容易减少乡土的气味，这虽然是不得已却也是觉得可惜的。”
（《自己的园地·〈旧梦〉序》）他后来说：
照理想说来，我们也希望世界大同，有令天下书同文的一天，但老实说这原来只是理想，若在事实上则统一的万国语之下必然自有各系的国语，正如统一的国语之下必然仍有各地的方言一样；将来的解决方法，只须国民于有方言以外必习国语，各国民于国语以外再习万国语，理想便可达到。
（《艺术与生活·国语改造的意见》）
民初知识分子试图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存的理想，在这里有清晰的表述。
周作人到1923年“仍然不愿取消世界民的态度，但觉得因此更须感到地方民的资格，因为这二者本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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