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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由于“左倾”
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散文的诗化现象呈现出崇高化与纯粹化倾向，越来越僵化、虚浮。
杨朔所开创的诗化散文渐渐成为一种丰富的简单。
其实，这种模式化的背后，凸显的是“十七年”
时期知识分子话语的过度萎缩。
如何在散文这种自由性极大的文体中寻找到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平衡，是摆在当时散文创作者面前的难题。
诗化散文暂时满足了时代对于散文的强大命意，同时也满足了知识分子对审美趣味的隐在坚持。
散文的“诗化”
，不仅是一种审美风尚，也是知识话语寻求自我平衡和改变的庇护之所。
虽然杨朔诗化散文及其“杨朔模式”
最终僵化、失败，但是这种诗化散文的兴盛与发展，代表了“十七年”
时期散文家在创作上的积极探索和突破。
同时，诗化散文的创作还引起广泛的散文理论批评与讨论，对当代散文文体的建构具有一定贡献。
刘白羽（1916—2005）从30年代起就开始散文创作，早期散文风格多忧郁缠绵的情调，但也有部分作品充满慷慨悲歌的浪漫主义气质，这些特征一直延续到其当代的散文创作中。
在“十七年”
时期，刘白羽的散文创作总体呈现出雄浑壮阔的气势，充满革命的**与崇高感。
在普遍崇尚将散文当诗来写并努力创造散文意境的写作年代，刘白羽的散文自然也带有诗化散文的时代印记。
但是，从他创作的《平明小札》《冬日草》等篇目中，可见得他当时略显不同的“对新的美的探索”
。
这些探索使他的散文呈现了如下特点：
一、诗意与政论的结合。
在散文诗化的潮流中，刘白羽呈现诗意的手法比较特别，这来自他将**与政论巧妙结合的“大手笔”
。
首先，在表现时代主题时，刘白羽散文中所选取的意象背后常常是对革命的历史、人生的思考。
这些意象往往具有现实含义，如“红玛瑙”
、“灯火”
、“急流”
、“雪”
、“长江”
等，蕴含了作者对新时代新生活的热情赞美，对革命英雄主义的褒扬。
因此，他的散文和政治抒情诗一样具有一定的鼓动性，以炽热的情感激发革命的朝气与战斗的热情。
《长江三日》中作者面对长江，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水。
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
这种体验充满着诗歌般的**，气象阔大，文采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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