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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提炼具有时代局限性，因其只关注到光明的一面而失其深刻性。
二、日常生活的升华与时代意象的创造。
杨朔散文中蕴含着许多的意象或形象，如蜜蜂、雪浪花、促织、老泰山、月光等，这些意象看似稀松平常，但都被一一赋予深意。
杨朔善于通过某个生活场景，或是某个劳动者形象，抑或一个微小的物象和景象，“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中，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
[2]。
这种写作旨趣，使得他的散文在面对日常生活时，不再如“五四”
散文一样停留在对事物恣意把玩中来彰显主体的闲情雅致。
例如《雪浪花》中，“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
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
。
这种对季候和景物的日常体验，是散文家的基本素养。
如果二三十年代的作家接着往下写，会是一篇闲雅散漫的优美小品。
但杨朔意不在此，海边闲坐，视线却在不断地聚焦：先是几个年轻的姑娘好奇礁石形状形成的原因，接着镜头一换，“是叫浪花咬的”
，人未到声先到，老泰山出现了。
接下来的主线就是围绕着老泰山，通过对话展开。
拉家常式的对话，不经意间就把普通劳动者老泰山的光辉形象塑造完成。
最后，镜头拉远，浪花再次出现，而作者的情感已经蕴蓄到最高点，“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
此时，不论是“雪浪花”
还是“老泰山”
都已经成为精神的象征，凝定为时代的典型意象。
杨朔的散文常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但他更关注的是平凡事物和人物背后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姿态，并将其上升至时代意识形态规范下的道德伦理高度，将他们打造成充满革命气息的时代意象。
因此，在杨朔看似丰富的散文言说中，所抒发的情感却大同小异，不外乎对祖国美好河山的歌颂、对勤劳朴素的劳动者的赞美和对革命斗争的美好想象等。
这种刻意的庄严感反而流于空洞，过分地拔高升华、曲以致深却让平常事物失去了“真味”
。
三、过分模式化使诗化散文走向僵滞。
“杨朔模式”
出现伊始，确实给在困境中发展的“十七年”
散文带来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在对主题和结构的理性安排上，对古典文章笔法的运用以及设置“文眼”
、追求情感的哲理化表达等方面，都对年轻的散文创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随着“杨朔模式”
不断地复制和自我繁殖，使得这种情致的散文表达沦为公式和模式，陷入艺术的惰性。
在“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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