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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相对宽松的1956—1957年、1961—1965年，抒情性散文出现两次“复兴”
，并出现了一个散文创作群体，主要的作家有：袁鹰、碧野、菡子、郭风、何为、陈残云、曹靖华、巴金、邓拓、吴晗、翦伯赞等。
发表或出版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散文：《风帆》（袁鹰）、《天山景物记》（碧野）、《初晴集》（菡子）、《珠江岸边》（陈残云）、《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曹靖华）、《三家村札记》（邓拓、吴晗、廖沫沙）、《樱花赞》（冰心）等。
这一时期，抒情性散文享有较高的成就，冰心的散文柔婉、亲切；碧野的散文景物描写细腻，语言优美清新。
一些有关革命生活的回忆录式的散文也写得质朴可喜，如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歌声》《菜园小记》等。
杨朔、刘白羽、秦牧被称为“十七年散文三大家”
。
杨朔的散文主要有《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香山红叶》《泰山极顶》《茶花赋》和《海市》等。
这些散文以诗性见长，大多在一种固定的叙事抒情模式下表达作家的政治情怀。
刘白羽的散文以气势雄浑、**洋溢见长，代表作有《长江三日》《日出》等。
秦牧的散文则喜欢化入历史场景，在叙述中有意添加知识内容，多有“随笔”
风致，主要有《花城》《土地》《社稷坛抒情》《古战场春晓》等。
“十七年”
时期的散文大多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追求与当时社会政治契合的思想寓意。
在构思上则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结，将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通过隐喻的手段引导到对于现实的赞颂和论证。
抒情散文有时会突出借景抒情的艺术性，而报告文学则基本上是时代的“传声筒”
。
（二）改革开放之后，散文的创作得到了解放，散文领域在多方面有新的拓展。
整个80年代出现了两次报告文学热。
新时期初期，伴随着“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嘹亮歌声，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家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角。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等，主要为陈景润、李四光等科学家立传，歌颂他们为祖国献身的精神。
黄宗英创作了《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桔》等作品，其中《大雁情》影响最大。
这是一篇伤痕文学作品，它主要为知识分子的遭遇鸣不平。
此外还有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柯岩的《船长》等，以及刘宾雁的《白衣下的污垢》《人妖之间》《一个人和他的影子》《艰难的起飞》等，或是申诉“文革”
冤屈宣泄痛苦的情绪，或对当代社会的官僚阶层的腐朽和黑暗进行揭露。
这些报告文学带有政论色彩，在诗意的描写中融合着作家的政治见解。
第二次报告文学热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已然开始摆脱乌托邦叙事，出现了许多全景式、长镜头的纪实性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也悄然变成了“纪实文学”
。
主要的作家作品有：理由的《香港心态录》《倾斜的足球场》、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刘亚洲的《恶魔导演的战争》、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贾鲁生的《中国丐帮大扫描》、胡平与王胜友的《命运狂想曲》等。
这些报告文学在手法上从典型化蜕变为全景扫描和散点透视，信息量增加，社会资料性更强，注重对社会新闻性热点的回应。
80年代的抒情性散文也由于政治的开放而出现创作数量上的繁盛状态。
主要作家作品有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巴金的杂文集《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黄秋耘的《丁香花下》、叶君健的《远足野餐》、萧乾的《北京城杂忆》、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田野的《挂在树梢上的风筝》、张洁的《拣麦穗》《火红的柿子》、柯蓝的《在记忆的海洋上飘**》、郁风的《冬日抒情》、王蒙的《塔什干晨雨》、菡子的《香溪》、施蛰存的《在福建游山水》、凤子的《记忆》等。
这一时期的抒情散文，起始阶段以记录和反思“文革”
伤痕、悼念故友亲人的较多；稍后逐渐走向多元化：有颂扬新时代呼唤改革的，也有山水游记和日常生活随笔杂忆等。
（三）90年代出现了“散文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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