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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诗群”
、“病房意识”
等；出版了一批“民刊”
或“同人集”
，如《他们》《海上》《撒娇》《非非》等。
1986年，徐敬亚联合《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组织“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
，推出60多家自封的“诗派”
。
新生代诗歌主要的诗人诗作有：廖亦武的《大盆地》、欧阳江河的《悬棺》、万夏的《莽汉》、李亚伟的《中文系》、周伦佑的《带猫头鹰的男人》、杨黎的《冷风景》（又名《街景》）、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下午的阳光》、于坚的《作品108号》、吕德安的《父亲和我》、孟浪的《连朝霞也是陈腐的》、王寅的《时辰之书》、黑大春的《圆明园酒鬼》等。
新生代诗歌虽然“名号”
和“理论”
千奇百怪，但他们的诗歌追求却有着大略的一致性：躲避崇高，拒绝隐喻，反意象，口语化，生活化，世俗化，甚至野蛮化，追求形而下层面的狂欢式的物象的暴动。
新生代诗歌宣告了新时期政治隐喻的死亡，虽然它们的艺术成就现在还很难断定，但却为未来的诗歌创新开启了可能性。
80年代中后期诗歌的另外一脉是北京的“校园诗歌”
。
主要诗人诗作有海子的《亚洲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土地》《弥赛亚》《遗址》及诗剧《太阳》、骆一禾的《大海》《世界的血》《向日葵——纪念梵高》《麦地——致乡土中国》等。
海子的诗作单纯、简洁、流畅、想象力充沛，常用带有原型意味的麦地、村庄、月亮、少女等构成诗歌意象。
骆一禾的诗作具有沉静的智慧、古典的信仰。
[5]校园诗人追求精神和诗意的纯粹，海子的诗作更充满悲剧性的天国梦幻情怀，他所营构的“麦地”
意象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怀乡病的典型征候。
两位诗人的生命都终止于80年代的最后一年，成为那个时代的绝响。
（三）90年代的诗歌继续着8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风潮，“民刊”
成为其存在和传播的主要方式。
主要的诗人诗作有翟永明的《黑夜中的素歌》、西川的《体验》《虚构的家谱》、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词语》、张曙光的《尤利西斯》、孙文波的《枯燥》、臧棣的《咏荆轲》《唤醒伐木者》、西渡的组诗《献给卡斯蒂丽亚》《挽歌》、柏桦的《悬崖》、北魏的《断桥》、白鸦的《可能性》、杨键的诗集《暮晚》《古桥头》、伊沙的《饿死诗人》、默默的《懒死懒活》、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沈浩波的《一把好乳》等。
翟永明等人的女性诗歌是跨越80—90年代的突出的文学现象。
90年代的诗歌存在着“后现代”
诗歌的戏谑和自虐，既有对于身体与性的明目张胆的吟咏、坦白的“直接”
美学，也有着向典雅的古典主义抒情回归的趋向。
三、散文
（一）“十七年”
时期的散文发展，主要在两个时间段展开。
一是共和国初期，报告文学比较发达。
50年代初的纪实性的报告、特写、通讯等在散文中占据绝对主要的位置。
主要的作家作品有：刘白羽的《万炮震金门》、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汉江两岸的日日夜夜》、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个英雄连队的生活》、罗广斌的《圣洁的血花》、刘白羽的《为祖国而战》、徐迟的《难忘的夜晚》、丁玲的《莫斯科——我心中的诗》、莎红的《阿妈妮——赴朝慰问散记》等。
这些作品大多与国共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有关。
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干预生活”
的批评性的报告文学，也出现过孙谦的《大寨英雄谱》、穆青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树立英雄典型的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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