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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歌
（一）“诗歌”
在“十七年”
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发展是在对五四以来中国白话新诗所形成的各种风格类型的重新选择基础上取得的。
以郭沫若、艾青为代表成熟起来的现代自由体诗传统，得以有效承续，被新时代诗人们赋予昂扬奔放的格调，形成“十七年”
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型——“政治抒情诗”
，涌现出一大批诗人，郭小川、贺敬之在此类创作方面成绩明显，影响广泛。
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蒙古族）、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维吾尔族）、饶阶巴桑（藏族）、晓雪（白族）、巴图宝音（达斡尔族）、汪玉良（东乡族）、木斧（回族）、哈拜（锡伯族）、库尔班·阿里（哈萨克族）等也是这一诗潮中的重要诗人。
“爱情诗”
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上并不受到鼓励，但浸染着时代气息的爱情表达并没有断绝。
尤其是少数民族诗人，由于深受本民族文化文学传统的影响，爱情书写在这一时期依然是少数民族诗歌的重要内容，对“十七年”
诗坛产生了相当影响。
闻捷的“爱情诗”
创作，就颇受新疆地区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诗人创作的启发与影响，并在实际创作中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他的此类诗作有意借鉴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诗歌艺术手法，着力描写青年男女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甜蜜爱情，内容健康、格调清新，散发着特定时代的青春气息。
少数民族诗人在此类诗歌创作方面占有重要分量。
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如公刘、邵燕祥、李瑛、张永枚、严阵等，诗歌创作的题材选择常常集中于某个生活领域，抒发了对于现实美好和工农兵模范人物的赞美之情，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民国时代已享誉诗坛的现代诗人如艾青、田间、何其芳、臧克家、牛汉、鲁黎等，亦在努力适应新时代的转变中不断有新作问世，不过大多成就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成立之后进入创作高峰期的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如蒙古族诗人纳·赛因朝克图、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等，他们的诗歌创作是体现“十七年诗歌”
成就的重要构成部分。
“叙事诗”
创作成绩突出。
郭小川、闻捷、李季、阮章竞等都曾在这一时期有意进行叙事长诗的创作探索，其中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叙事诗创作上取得更为明显成就的是少数民族诗人。
由于少数民族有着叙事诗传统，深受这一传统影响的少数民族诗人在此类创作方面显得得心应手、顺然成熟。
著名的有纳·赛音朝克图的《南迪尔和松布尔》、莎蕾的《日月潭》、阿·吾铁库尔的《喀什之夜》、韦其麟的《百鸟衣》、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包玉堂的《虹》、汪承栋的《黑之英雄》、吴琪拉达的《阿之岭扎》、李旭的《故乡的人们》（又名《延边之歌》）、艾哈迈德·孜亚和穆·萨迪克的诗体长篇小说《热碧娅——赛丁》《伊犁河的子孙们》（第一卷）、丹真贡布的《拉伊勒和龙木措》、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阿斯哈尔的《马勒比海》，等等。
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史诗作品，如蒙古族的《嘎达梅林》、彝族的《阿细人的歌》、傣族的《召树屯》、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撒尼族的《阿诗玛》以及流传于多地的《格萨尔王传》等，都无疑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重要资源。
“十七年”
时期的诗歌，总体格调上呈现为“颂歌”
形态——回顾艰难困苦的革命历史、赞美火热动人的现实生活、想象光明灿烂的美好未来、描绘无私奉献的英雄剪影、抒发壮怀激烈的政治情怀，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共同追求。
“十七年”
时期，诗歌在艺术上的探求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比如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等诗作中对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楼梯式”
的化用、郭小川吸收中国古代的辞赋体的铺排手法创作了新辞赋体、闻捷等人诗作中的“民歌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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