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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生活费用急剧上涨时，失业到处蔓延。
工人的工资也得不到增加。
在最好的时候，增加工资亦十分难得。
据估计，1726至1741年间和1785至1789年间，物价上涨了65%，而工资仅仅增加了22%。
1789年，一名巴黎工人平均每天赚三十至四十苏，为了维持生存，每磅面包的花费不少于二苏。
7月的上半月，面包价格比这个数字上涨了两倍。
在外省，面包的价格更高，每磅达八苏。
市政府因为担心巴黎发生骚乱，毫不犹豫地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在这里出售从国外进口的谷物。
自路易十四去世以来，面包价格从未如此之贵。
谁能怀疑这种苦境与当时人们的暴动热情之间的联系呢？1789年4月28日，一场可怕的暴乱被子弹镇压了下去。
这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
法国大革命成功后，领导者清楚地知道，人们对食物的渴求是无法抵制的。
但革命后建立的政权，仍然和民众摩擦不断。
从1852年开始改建巴黎的市长欧斯曼（GeesHaussmann），把巴黎的老城区道路改得又直又宽。
除了考虑城市景观的要求，还为镇压市民起义提供便利：开进部队很方便，且便于炮击。
欧斯曼本人曾说：“炮弹不知道右转弯。”
年轻的历史学家卡迪（AlexandreCady）认为，欧斯曼的改建破坏了社会的结构，把小工业者、商贩和小业主全都赶到没有公共设施的郊区去了。
在当时的中国，城市规划的概念几乎不存在。
在最为主要的街道上，无须政府下令，当街的商家会各扫门前雪，保持治安和卫生上的整洁。
此外，几乎是自由发展。
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Grant，UlyssesSimpson，曾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环球旅行归来，有人问及旅途中最深刻的事情，他回答说自己所瞩目的最奇特事情是——一个中国小贩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一个犹太人逐出了竞争范围。
格兰特没有透露，这是他在何地看到的情况。
大多数外国人通过自己的观察，深知绝大多数中国人只会考虑吃饭问题，实际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而不愿对官僚说三道四。
法国入华遣使会会士赫克（EvaristeRégisHuc）回忆说，1851年道光帝驾崩时，他在一家客栈饮茶。
这时，他想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争论，看看人们究竟如何看待道光帝的三个儿子。
结果人们听到这话题后，没有任何反应，继续抽烟喝茶。
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走过来，像父亲一样说，大臣拿钱做这事情，我们何苦劳神呢，然后说，茶凉了，烟也要添了。
这种“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的态度，震惊了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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