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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自述他研究西方文明时说：“我在思考西方文明时，无法不联想到中国。
这两种文明的进程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文明的发展似乎是循环式的，一直在绕圈子，一直没有绕出来；不像西方，每个世纪都有新面孔。
一直到十九世纪中西方相遇，中国一直没有绕出这个圈子。”
（《万象》2006年8月）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不进步”
在他内心引起的焦虑。
这种心态是上个世纪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人的典型心态。
无论从事何种研究的，都不免想到我们“贵国”
。
其实古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那个社会虽然不能说绝对“不进步”
，但的确是走三步退两步的，因为它不仅缺少这方面的能力，更少动力，也就是说没有“进步”
的需求，而且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是千方百计抑制这种需求的。
以此为背景的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正像一年四季一样，周而复始，不能走出循环；而欧洲自中世纪末、在工商文明的推动下日新月异，因为不进步就要被竞争出局。
中国自一百年前确定了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这不是因为哪个统治者突然福至心灵，想到要“进步”
了，而是在外部推动下搞起来的。
洋人的船坚炮利使颟顸的中国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不“现代化”
就要挨打，当时追逐的“现代化”
就是十八世纪以来欧美的工商社会化。
然而由于中国在农业文明中徘徊得太久，制度和文化，互相掣肘，积重难返，直至今日，大楼有了，高速路有了，电脑有了……物质层面远异于二十世纪初了，但思想层面、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甚至李莲英、小德张、大师兄的面孔仍然在若隐若现。
是不是又有“绕圈子”
的感觉？
“现代化”
（当今的现代化的指标要比一百年前高了许多）在徘徊，启蒙就更加蹒跚。
陈先生在《启蒙在苏格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要摆脱愚昧、黑暗和迷信都需要有个‘启蒙’时期。
这是历史规律。”
（《万象》2008年7月）虽然“历史规律”
之说，近些年也颇受质疑，但一事有因有果，大约还是事实。
“启蒙”
和“现代化”
应该就是因果关系，头脑局限在小农圈子里，如何接受现代知识？没有现代知识如何现代化？启蒙不仅要有知识，更应该有思想。
陈先生从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中的《谈掌玺大臣培根》一文中论及历史人物说起，伏尔泰认为英国的牛顿是十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远远超过“凯撒、亚历山大、铁木真、克伦威尔”
，牛顿就是一位知识思想兼具的学者，是把人们引出黑暗和愚昧伟大先行者。
“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万象》2008年8月）这是伏尔泰的想法，我想也代表了陈先生的意见。
《启蒙札记》比较深入地介绍了法英两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最多，其次是卢梭、狄德罗，也谈英国，谈休谟、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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