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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常在《读书》杂志上读他的文章，像评宗璞《南渡记》的《细哉文心》；评潘光旦自印旧体诗集的《茶烟香袅逗高歌》；评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坐视世界如恒沙》以及《罗章龙与康德》等，都是纵论中西文化的，不仅可见先生的学养深厚，也很有文采，读来使人忘倦。
知道陈先生虽然很早，但认识却很晚，大约也是隔行如隔山吧。
第一次见面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一个饭局上。
参加的人大多是前辈学者，如李慎之、李洪林、孙长江、吴江等，我等小辈（还有葛剑雄等）是敬陪末座，陈先生就坐在李慎之先生旁边。
北京的饭局主要是闲聊，李慎之先生高谈阔论，能插上嘴的就是葛剑雄，陈先生在一旁静静地听，浅浅地笑，和蔼可亲，除了李先生问他几个有关法国和英国的问题，陈先生细心作答外，很少说话。
然而不是应该有陈先生出现的会或饭局上都能见到他的，但资先生常去。
有一次，曾问资先生：“陈先生怎么没有来啊？”
她总是这样回答：“他耳朵不好，听人说话很吃力，还不如在家里看书。”
陈先生专业性的研究，像我这样外行无由得睹，当然即使“睹”
了也不一定明白大义。
我读的多是先生的学术随笔，读之不仅增加知识、开拓眼界，而且如食橄榄覃覃有余味焉。
陈先生的著作中最使我受益和感动的是自2006年以来，在《万象》连续发表的《启蒙精神·市民社会》对话三篇以及后两年的一二十篇《启蒙札记》。
启蒙本是近百年来先进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是冲破中世纪黑暗的火把，在世界上照亮一代又一代人。
我国自五四以来，启蒙作为一种思潮几涨几落。
粉碎“四人帮”
之后再度高涨。
九十年代随着社会的犬儒化，知识界某些人打起反“精英”
的大旗，挟民粹以自重，“启蒙”
似乎成了一个笑料，被他们反复讥嘲。
这些人或认为知识分子“没资格启蒙”
，或认为“‘启蒙’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儿，底层完全应该抛弃或拒绝‘启蒙知识分子’隔靴搔痒的‘宏大叙事’”
。
似乎没有亮光，人们照样走出黑暗。
这股风气在青年一代人中也有影响，他们涉世未深，却已经玩世不恭了。
正像徐贲在一篇谈“犬儒主义”
的文章中所感慨地说“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没有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什么都不相信了”
。
这些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启蒙的必要。
当知识界纷纷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
而自豪的时候，还有一批老知识分子本着自己的理想，本着学术良知，坚持五四传统、坚持启蒙工作。
这部分人也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带有领军色彩的人物，他们身体力行，大声疾呼，如已经去世的李慎之、王元化……还有一些人在启蒙思想的园地默默开垦，传播启蒙知识，辨析对启蒙思想家误读，如前两年去世的何家栋和刚刚离去的陈乐民先生。
《启蒙札记》就是他最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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