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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夸住宅》《倭瓜镖》《八扇屏》《扒马褂》《开粥厂》《小神仙》《黄鹤楼》《汾河湾》《地理图》《报菜名》《八大改行》《绕口令》《猜谜语》等都是在这里听的。
这里的相声演员一般较老，用我当时的眼光来看，他们以四十岁以上者居多。
有些演员在那时的相声界很有名了，如高德明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名的演员，又如佟大方在解放前后与杜三宝在广播电台演播对口相声也很有听众（其间所插播的广告是“骆驼牌爱尔染色”
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宝才（他也常在这里演双簧）、汤瞎子（主要是口技）、罗荣寿、高凤山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他们穿的也讲究一些。
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年纪较轻的演员，如1957年后转业、八十年代又重返舞台的胡某、爱（可能是满族人，读作“阿”
的去声）某等。
这些撂地说相声的表演方式与现在舞台上不同，他们不是站着说，而是坐着说。
有时说对口相声的两位演员坐在一个简陋的白茬儿木桌子（这种桌子不上漆，北京的小饭馆爱用这种桌子）的两边，有时两人坐在场子竖向的两端，你一言、我一语说对口相声。
佟大方有时也说单口相声，如说《君臣斗》（乾隆皇帝与刘罗锅斗法）之类。
1957年天桥关闭以后，这个场子的演员大多去了北京曲艺团。
1954年我上初中以后，去过几次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
1954年的秋天我考上北京师大附中，同学中有位叫郑继宗的，他家住天桥，经常给我讲天桥的故事。
如天桥的恶霸“四霸天”
作恶和被镇压的故事。
有一天，他戴着孝来上学了，他对我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了，以后家里就要靠他自己了。
后来郑继宗为了早些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他考上了警察学校，我们便分手了。
郑继宗曾经约我到他家去玩，我曾到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听相声就是从郑继宗家去的。
郑的父亲是天桥卖药的，卖虫子药、眼药之类。
天桥这样的摊贩很多。
那时北京的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有病一般不去医院（不仅是医院费用高，也因为没有这种习惯），而是到药铺或药摊买点药对付。
郑继宗的父亲长期在天桥卖药，自然就在这里买了一个摊位，面积大约有四五十平米。
他去世了这块地空了下来，郑的母亲就把它租给了说相声的。
收入是二八开。
也就是说，相声场子一天挣了十元，就有郑家二元。
平时相声演员就在郑家歇息，老太太给他们烧烧水，热热饭。
郑家住的房子也不大，就三间小北房，还是一间屋子半间炕。
那些演员横七竖八地歪在炕上，喝茶聊天。
这些演员多是青年演员，还有两位女演员。
一位是六十年代在宣武曲艺团演出的回婉华，一位是与丈夫说对口快板的刘某（似乎叫刘丽华）。
刘某大约是这个演出班子里最年轻的，可能年龄不到二十岁，娇小玲珑，长得也很漂亮。
虽然我那时很小，但也为她干的行当惋惜。
这对夫妻是从沈阳来的（那时还是江湖艺人，经常奔波于各地），只是搭场子在这里演出。
这个相声场子有些反映新生活的节目，但都不成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1957年天桥改造以后，这个场子的演员大多进了宣武曲艺团，六十年代我还在宣武区文化馆（在菜市口丞相胡同南口）和西单曲艺社（峨嵋酒家楼上）看过他们的演出。
鼓书艺人
天桥的鼓书的场子特别多，仅三角市场就有三四家，都是演唱成本大套的历史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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