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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
(《问辩篇》)这种学说,把“功用”
两字解作富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
因此,一切“坚309白无厚之辞”
(此亦指当时的科学家。
《墨辩》屡言“无厚”
,见《经说上》,惠施也有“无厚不可积也”
之语),同一切“上智之论,微妙之盲”
,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该禁止的(参观上章论韩非—段)。
后来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便是这种狭义的功用主义的自然结果。
其实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
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
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
所以我说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
第三,专制的一尊主义。
上文说怀疑主义之后,中国哲学界生出两条挽救的方法:一条是把“功用”
定是非,上文已说过了;还有一条是专制的一尊主义。
怀疑派的人说道: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
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
(《庄子?秋水篇》)这是智识上的悲观主义。
当时的哲学家听了这种议论,觉得很有道理。
如荀子也说:
凡〔可〕以知,人之性也。
可知,物之理也。
以可以知之性,求可知之理,而无所疑止之(疑,定也。
说详第九篇第一章。
参看第十一篇第三章引此段下之校语),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
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
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
这种议论同庄子的怀疑主义有何分别?但荀子又转一句,说道:310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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