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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且举《管子》
一部书为例。
《管子》这书，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法家的议论和一些儒家的议论（如《内业篇》，如《弟子职篇》）和一些道家的议论（如《白心》、《心术》等篇），还有许多夹七夹八的话，并作一书；又伪造了一些桓公与管仲问答诸篇，又杂凑了一些纪管仲功业的几篇；遂附018会为管仲所作。
今定此书为假造的，证据甚多，单举三条：
（一）《小称篇》记管仲将死之言，又记桓公之死。
管仲死于西历前643年。
《小称篇》又称毛嫱、西施，西施当吴亡时还在。
吴亡在西历前472年，管仲已死百七十年了。
此外如《形势解》说“五伯”
，《七臣七主》说“吴王好剑，楚王好细腰”
，皆可见此书为后人伪作。
（二）《立政篇》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立政九败解》说“兼爱”
道：“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人国如吾国。
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
这明指墨子的学说，远在管仲以后了（《法法篇》亦有求废兵之语）。
（三）《左传》记子产铸刑书（西历前536），叔向极力反对。
过了二十几年，晋国也作刑鼎、铸刑书，孔子也极不赞成（西历前513）。
这都在管仲死后一百多年。
若管仲生时已有了那样完备的法治学说，何以百余年后，贤如叔向、孔子，竟无一毫法治观念？（或言孔子论晋铸刑鼎一段，不很可靠。
但叔向谏子产书，决不是后人能假造的）何以子产答叔向书，也只能说“吾以救世而已”
？为什么不能利用百余年前已发挥尽致的法治学说？这可见《管子》书中的法治学说，乃是战国末年的出产物，决不是管仲时代所能突然发生的。
全书的文法笔势也都不是老子、孔子以前能产生的。
即以论法治诸篇看来，如《法法篇》两次说“《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
。
可见是后人伪作的了。
《管子》一书既不是真书，若用作管仲时代的哲学史料，便生出上文所说的三弊：（一）管仲本无这些学说，今说他有，便是张冠李戴，便是无中生有。
（二）老子之前，忽然有《心术》、《白心》诸篇那样详细的道家学说；孟子、荀子之前数百年，忽然有《内业》那样深密的儒家心理学；法家019之前数百年，忽然有《法法》、《明法》、《禁藏》诸篇那样发达的法治主义。
若果然如此，哲学史便无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竟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
（三）管仲生当老子、孔子之前一百多年，已有那样规模广大的哲学。
这与老子以后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思想发达史，完全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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