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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大师一见面就愤愤地责备：“你是在造口业啊！”
为了纪念印光大师的开示，他回去以后即刻将杂志内的文章结集成书，订名为《口业集》，这无非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说明自己是在为佛教的前途而勇于建言，而不是在私人的荣利上比较、计较！
太虚大师则在他的文章《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中，道尽佛教积弊难返的情况，字里行间却没有半点比较的怨尤，没有丝毫计较的愤慨。
年少时耳闻前贤大德的为教热忱，只觉得正气凛然，钦服不已，直至自己来台以后从事种种改革时，才感到大不易也！
当年台湾民风保守，基督教盛行，而且正值戒严时期，言行有些许开放，佛教有稍许改革，均足以惊世骇俗，小至出家人戴手表、用钢笔、坐车子都会备受指摘。
而我却教导学生打篮球、组织青年成立佛教歌咏队，因此更是被人视为异端，饱受恐吓。
从到处弘法布教，被警察人员频频监视，到大胆起用言论开放的学者讲课，被有关当局连番调查……乃至不实的毁谤连番而至，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愤难平，然而念及佛教的未来，心中又顿生动力，奋勇向前。
如今我冲破种种难关，回想过去种种，深感成功之道无他，只要凡事往大处、远处着想，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比较、计较，当因缘成熟时，自然水到渠成，一切现前。
新观念的建立固然耗时费事，新方式的推展也必须拥有不比较辛劳、不计较错误的雅量，才不至前功尽弃。
一九五八年，台湾电影界首次开拍《释迦传》时邀我当顾问，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但当时缺乏经验，只知助成好事，没有细看脚本，没想到演出后因剧情不当，引起轩然大波，不但台湾的信徒们纷纷来到三重市新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务处”
向我谩骂，扬言要捣毁办公的地方，甚至到马来西亚上映时，当地僧侣也聚集在戏院门口静坐抗议，在台湾的我当然也连带受责。
尽管知情者为我叫屈，但我未尝以只字词组怪罪电影制作单位，因为我总认为，佛教电影化在刚开始时难免有各种缺点，必须有人担当责难，否则因噎废食，阻碍了佛教的进步，岂不枉哉！
后来游娟女士在台视制作《佛祖传》连续剧，也是因为以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为蓝本，而让我再度遭受无妄之灾，但我觉得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只是过程，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善。
所以只有自己含垢忍辱，不予计较。
果真，现在制作的佛教影片不是越来越进步了吗？
三年前，勾峰先生将我撰写的《玉琳国师》改编成《再世情缘》剧本在“中视”
上演，不但轰动岛内外，而且度化了影片的男女主角、工作人员，乃至许多电视观众皈依佛教。
记得二十多年前，《玉琳国师》在电台以文艺小说播出时，教界乏人认同，直至今日，大家才日益肯定声光化电对弘扬佛教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不是很好的事吗？
一九九四年的一日午后，周游女士来电表示想来拜访我，没想到见面时，她已经带了一组摄影队来到现场，并且要我为她新制作的连续剧《唐太宗》说几句好话。
我一向不逆人意，虽然心中不悦，明知此举将遭到议论，依然勉为其难，满人所愿。
后来片头上演后，多少通电话、多少封来信交相指责。
但由于这个因缘，佛教得到更开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度化更多的民众。
所以，凡事无法尽如人意，如果只是在枝末细节上比较、计较，不唯因此蹉跎光阴，也往往错过良机，倒不如直下承担，忍辱负重。
四十年前刚到宜兰弘法时，为了化导顽强的民众，也着实费了一番工夫。
像林松年每次进我的寮房，总是踢门而入，怒言相向；熊岫云一向以知识分子自诩，在他伯父的劝诱下前来宜兰念佛会听我讲经，刚开始时也都是双手抱胸，一副倨傲怀疑的模样。
我当时自忖来到一个新地方，必定会有新的挑战，但对于个人有利与否，我不想比较、计较，唯愿在自己的岗位上成就大众，所以仍以平常心来待人处事，后来他们都成为最忠实的佛教护法者，而我也从此没有离开过宜兰。
俗语说：“同行相轻。”
但我的同道中，却不乏互相提携的善友，其中煮云法师是我在栖霞佛学院的同学，因为我们彼此“不比较，不计较”
，所以成为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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