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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多年在监狱里面讲说，也常在监狱举行皈依，徒众们都跟我警告：“师父收了那么多受刑人的徒弟，将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
我从来都没有遭受过不好的后果，反而每次过年的时候，偶尔收到一些过去的受刑人所寄来的贺年卡，甚至还有红包供养，五十块、一百块不等，令人动容。
有这样的感恩心念，你能把受刑人都看成坏人吗？还曾有一次，我乘火车没有座位，站在火车上，后来，一位年轻人走到我的面前，请我去坐他的位置，我很讶异，他轻轻地跟我说，您是我的师父，我在某某监狱皈依做您的弟子。
你能说受刑人一定都是坏人吗？
我们的社会对于受刑人，应该不要有那么多成见，在监狱里的人失去了自由，犯了法当然理所不容。
可叹的是，有些受刑人回到社会，社会排挤他们，让他们备感挫折；其实，有一些从监狱出来的受刑人，可能心地善良，人格高尚，也不亚于一般的人士。
既然刑法给他一个公道，已经让他再回到社会重新做人，我们也应该要用他重新做人的角度来帮助他。
所以我们的社会应该要学习宽谅受刑人，成就他，不要排斥他，就等于父母，如果你的儿女有了一点犯错，你能从此就不要你的儿女吗？你就认定你的儿女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吗？当然不会。
过去在监狱里面布教，说法的时候我经常都讲：“各位难友！”
因为，说到坐牢受刑，我自己也有过两次经验，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我被不知道何方的人士逮捕，关闭了两个礼拜，我也不能会客，不准问对方是什么理由要逮捕我，只知道在关闭我们的小屋子里面，今天枪毙两个人，明天枪毙三个人，或者有的人被打得浑身流血，由狱卒抬回牢狱中，我那时候真有“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伤他人，看看轮到我”
的心情。
真有那么一天，我记得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对方把我五花大绑，带出被拘留的地方，我以为也是绑赴刑场，虽然大地艳阳高照，但我感觉到阴沉的气氛，就这样面临与世间隔绝的这一刻，我没有恐怖，只微微感到可惜，我才二十一岁，就要在这里像水泡一样，一下子幻灭，师父也不知道，父母也不知道，连一个朋友也不知道，忍不住地自叹。
后来，他把我押解到一个房间审问，满室都是刑具，有押棍、灌水的、吊打的等等，令人毛骨悚然。
他说我替共军贩卖药水棉花，可怜我都不知道药水棉花的功用是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军用品，是战争的时候，军中如果有人伤亡，需要一些药水棉花来治疗。
但是我只是一介僧侣，从佛教学院出来不久，还不懂这许多社会上的事件。
审问我的人，他也谅解我是一个小学校长，算是知识分子，因此从宽处分，要我以后不可以计较，当天就把我释放了。
出了监牢的大门，一时仿佛隔世，我的师兄就在门外等待我，接我回寺，我不明不白地被关了近两个星期，真是冤哉枉也。
另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台湾，还来不及熟悉环境，忽然间就被人拘留了。
先是关在中坜看守所里面，后来，把我迁移到桃园的一座仓库，里面有好几百人，原来我们所有从大陆过来台湾的出家人都被聚集在这里，失去了自由，这当中有慈航法师，有律航法师等等。
当时，不断有传说大陆派了五百个间谍，以僧侣的身份在台湾活动；台湾的治安单位信以为真，就赶紧把所有从大陆来的出家人逮捕，摧残佛教，宁可冤枉一万，也不希望逃去一个。
在那个恐怖的时代，不知道有多少冤魂，就这么悄悄地离开了世界。
幸而那时候我们有一些正信的佛教居士，为大家奔走呼号解救，这许多人物，包括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老居士，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立委”
董正之，“监察委员”
丁俊生等人，他们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只坐了二十三天的拘禁，也不问什么理由就把我放了，可怜的慈航法师又被多关了一百三十多天，才被释放。
像这样的错误，又是谁的罪过呢？是我们犯罪应该受刑还是由于他们的无知，而有这样的冤屈是社会环境、人为过失所造成的吗？谁又该受到惩罚呢？所以是非就很难定论了。
因此，世界上多少的冤狱委屈，我也曾经感同身受过，对于每位暂时失去自由的“难友”
，希望他们皆能蒙受诸佛菩萨的加被，涓涓法水能流入每个人心中，增添生命的力量，勇于面对未来必定光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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