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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这种拾“西学中源”
论之牙慧的行为，固然有其积极作用，可能会减少一些人对开议会的心理顾虑，也可以拿它去掩守旧派的嘴，当然掩得住掩不住另当别论。
不过，在维新派已经下定决心在中国掀起一场政治变革的风暴之时，还这样遮遮掩掩地搞这种牵强附会的“托古改制”
，实在是弊多利少。
对于有百多年朴学传统的晚清学界，尽管理学复兴、今文经学再生，但乾嘉遗风犹在，梁启超搞的这套考据把戏，明眼人不用查书，一看便知是牵强穿凿之说，要蒙，也只能蒙那些一知半解，不晓唐宗宋祖为何许人物的三家村学究，而稍有功底的学人都会大摇其头，守旧者以为你在欺世售奸，维新者也会很不以为然。
严复在读到梁启超这篇《古议院考》之后，写信给这位才子批评他凭空臆断，穿凿附会，在严复看来，把议院的民主制度说成是古已有之，其副作用就是削弱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而君主专制制度才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源。
作为思想家，严复无疑要比梁启超深刻，他的忧疑是正确的，政治改革不破不立，不让人们明了君主专制制度之弊，就无从确立新的民主制度。
如果维新派也承认汉代有议院，那么就等于说汉代已是民主制度，反过来，守旧派就可以援引汉代的种种专制实迹而证实他们所维护的“祖宗之法”
与“祖宗之制”
的合理性，这样一来，康梁等人岂不等于自请入瓮？
经过严复这么一批，康梁等人也有所悟，从此以后，他们就直接提议院、议员而不大提“议郎”
了。
自王韬、郑观应始，中国先进士人就对议院有一种近乎幻想似的迷恋。
由于缺乏对议会政治的直观感受，更不晓得议会政治的具体运作，他们往往把议会理想化，想当然地将西方所有的成就都归之于议会政治。
这种倾向到了康梁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康梁之后，这种议会神话仍旧传递了下去，无论是立宪派的请愿，还是革命派的革命，建立议会政治都是他们不逾的志向，也是他们改变中国的最大寄托）。
梁启超曾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大呼：“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
议院哉！”
议院之设，上可集众官之智慧，中可听取民众的呼声，下可借以发表对国政的意见。
可以使全国上下通情，君臣欢洽，举国团结（合群），同心协力地建设国家，走向富强。
事实上，梁启超已经把开议会作为治疗中国人一盘散沙毛病的一种药方。
孙宝瑄在当时有过一种设想十分有趣，在康有为的《大同书》尚未面世之前，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他关于议院的憧憬和理想。
在他的理想社会里，议会居然成了社会的骨架：“吾思数千年后，地球诸国及省府县乡，道里广狭必悉同。
乡立议院，家出一人入，议治一乡事。
县立议院，乡出一人入，议治一县事。
府立议院，县出一人入，议治一府事。
省立议院，府出一人入，议治一省事。
国立议院，省出一人入，议治一国事。
合大地立一议院，国出一人入，议治万国事。
当是时也，国无强弱，家无贫富，人无尊卑，无仁暴，无愚智，所谓远近大小若一，盖合符也。”
显然，梁启超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西方议会开会时的情形，更不了解议会政治必须与政党政治相配套，而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恰恰是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议会开会就是在辩论或者说是在争吵，而其背后则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联合、分化、重组，再加上游说与交易谈判，议会政治至少从外观上像个吵吵闹闹的“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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