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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成间谍来围打。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官兵与日本人打了那么许久，不过毙伤日军千余，而台湾一地的民众武装就先后使日军付出了万余人的代价，包括一名皇室的大将。
但是，最令老百姓感觉痛楚与不平的，还是与西方教会的冲突。
由于西方传教事业的武力背景，也由于它们强烈的文化征服意味，当然也由于农民与传教士之间深刻的文化隔膜，在传教士眼里，中国农民是不开化的土人，而在中国农民眼里，传教士则是无人伦的禽兽与控眼剖肝无恶不作的恶魔邪教。
不要以为数以万计，不胫而走的打教讹言，诸如洋教毁弃神佛，不敬祖先、荒**伦，挖眼炼银等等传说仅仅是讹言而已。
在当时，相当多的老百姓是信以为真的（当然也确有一些真的因素如不许祭祀祖先），他们参加打教，一方面是因为洋教确实触犯了他们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真诚地想驱逐这些前所未闻的邪教妖魔，以求太平安宁。
几乎每次打教闹教事件，参加者大多是理直气壮的（少数有意趁火打劫的匪徒除外），在他们看来，那些拐人孩童、**人妇人，挖眼制药的邪教恶魔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惩治，官府应该支持他们。
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大出他们的意料，几乎每次他们都被告知是他们错了，他们不仅要为此付出赔款，有时还要搭命，为首者只要被拿住，无一例外地要入狱或者杀头，有些教民还要求赔席赔情，让打教者受到公开的羞辱。
几十年来，没有什么人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打不赢官司，为什么他们传得沸沸扬扬的奇事其实并无其事，只是成见和误解的幻觉。
更没有人向他们宣传迷信的害处，偏见的无益。
再加上本来就掺合在其中教会真实的劣迹（民方有理的教案），一些民方有理的教案也同样以民方的败诉结束，使得他们的愤忿愈积愈多，到了甲午之战，瓜分危机的到来，原先积蓄以久的怒火顿时燃成民众的反抗之火。
以武装起义形式表现出来的打洋灭教活动渐渐在中国大地蔓延，四川、浙江、湖南以及直隶与山东都掀起了普遍性的有组织的武装打教风潮，参加的农民认为教会就是潜伏在中国各地为瓜分中国工作的先谴队，反教活动已经从平日的民教纠纷上升到救国拯民的层面，被赋予了反帝爱国的意义。
然而，这时**的乡村民族主义，其非理性的盲目排外情绪很浓，心怀愤忿的乡民们没有能力和见识向前看，采取向西方学习而后自强的正确方针。
他们打教灭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到平静的过去。
因此，在一般老百姓高涨的民族情绪里，一切外国的东西，包括几十年来开明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所有成果与痕迹，都具有不名誉乃至罪恶的意义，在山东反洋教的人们，对洋学同样的反感，打洋教与打洋学是混在一起的。
本来并不讨厌轮船与火车的农民，因为这两样东西附带的外来侵略意义，也开始痛恨起它们来了，扒铁路、拆电杆成了相当普遍的行为。
本来，在前资本主义状态的国家，进行近代化变革时都无一例外地会受到来自民众方面的阻碍，甚至仇视，但是像中国甲午之后这种带有强烈仇恨的普遍敌意还是不多见的，这种普遍的敌意和充斥城乡的不安，已经使中国处于一场民众大风暴的前夜。
在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对戊戌维新变法的一种反动，甚至把西太后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看成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实，他们都忽视了老百姓反帝反侵略和排外情绪的积聚，更忽视了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农村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普遍的贫困化。
而后者才是一场大的民众运动爆发的基础。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维新变法正好赶上了一个多么难办的境遇。
即使他们在政坛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他们也将面临如何扭转民众情绪的艰巨任务。
一般老百姓不是有知识的士人，正在非理性的反侵略和排外情绪的浪尖上，却要接受学习西方，善待洋人（包括传教士）的政府政策，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也太难了。
应该说，维新派对西方和西方人特别是西方教会的态度是合适的。
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目的，却能以十分谦逊和十分开放的态度向西方学习，而且能忍辱负重，向刚刚野蛮侵略了自己的日本学习。
他们对基督教一般持一种比较理性的客观态度，康、粱、谭诸人均把它与孔教、佛教并列，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宗教现象，他们虽然对基督教的活动不无警觉，但均能冷静地分析它的长处和缺陷，如康有为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世间事，其精备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谓不法二门也。”
他们对盲目打教闹教的否定和对教会的保护，也不失为冷静之举。
面对于中国士大夫有开化启蒙之功的英美新教的传教士，维新派与之关系非常密切，彼此都对对方大有好感，梁启超说李提摩太是维新运动的良师益友，在变法的危急关头还曾向其求救。
传教士也对维新派印象不错，李提摩太甚至于幻想康有为可能会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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