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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假设在基本冲突中，一方，即本能的驱动力，盲目渴求满足，而另一方，即家庭、社会等外部环境，则加以禁止。
环境施加的禁令在人的幼年时期就被内化，从此表现为严苛的超我。
这里，我们很难以应有的严肃态度恰当地讨论这个概念。
这将需要重新列举所有反驳力比多理论的观点。
我们不如自己来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即使我们抛开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余下的也是这样一个主张：自我中心的原始动力与严格的良知相互对立，这一对立关系正是层层冲突的根源。
后面也会讲到，我也认为这一对立关系——或者我认为大致相当的事物——在神经症结构中有重要作用。
我是对其本质有异议：我认为这一冲突虽然重要，但却是次生的，是在神经症的病情发展中的必然。
我提出异议的理由将在后文阐明，这里只提出一点：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并不能完全解释神经症患者内心自我割裂的程度，也不能完全解释危害如此之大的结果——患者的人生都可能就此毁灭。
弗洛伊德假设的精神状态认为，神经症患者仍保有全身心追求某个目标的能力，他只是在追求过程中被恐惧所阻碍。
如我所见，冲突的根源则围绕着神经症患者失去全身心追求任何愿望的能力这一点，因为他的愿望是割裂的，也就是说总是南辕北辙的。
[5]事实上，这将导致的情况比弗洛伊德所见要严重得多。
虽然我认为基本冲突对内心的扰乱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更为严重，但是我认为可能的最终解决方案比他提出的更积极。
弗洛伊德认为，基本冲突无处不在，原则上无法解决。
达成更好的妥协，或者施加更好的控制，便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而我认为，基本的神经症冲突首先并不必然出现，即使出现也有解决的可能——前提是当事人愿意承受深重痛苦，并且迎难而上，这一过程无法回避。
这个区别不在于积极与消极之分，而是不同的前提必然导致的结果。
从哲学角度看，弗洛伊德此后对基本冲突这一问题的回答很有吸引力。
再次把他思路上诸多暗示放在一边，他提出的“生”
与“死”
的本能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人类建设性与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
相比于两种力量组合的方式，弗洛伊德对引入这一概念并与冲突相关联这方面就兴致索然了。
例如，他就看到了有这样一种可能，即施虐与受虐的驱动力可解释为性与破坏两种本能相融合的产物。
在冲突的研究中运用这一概念需要引入道德价值观。
但对弗洛伊德而言，这是道德价值观非法入侵科学领域的表现。
基于这样的信仰，他努力在发展心理学理论过程中避开道德价值观。
我认为，他这种在自然科学领域非常“科学”
的尝试，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及基于其理论的疗法局限性极强的原因之一。
更具体地讲，虽然他在神经症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未能充分认识冲突的作用，可见他的这种尝试难辞其咎。
荣格也对人精神上的对立倾向给予了充分重视。
实际上，个人内心的矛盾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他甚至认为，任何一种因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其对立面的存在，这是一条普遍规律。
外在的女性化特征意味着内在的男性化特征；表面的外向性格，意味着隐藏的内向性格；外显的深思熟虑，意味着内在的强烈感受；诸如此类。
到目前为止，荣格似乎是把冲突视为神经症的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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