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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
说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
也是基于这一点，我以为现在的“新作品”
在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了。
现在差不多有这么一种倾向：你做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的工农诉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
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
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没有痛苦么？他们不被压迫么？如果他们确是有痛苦，被压迫，为什么革命文艺者要将他们视同化外之民，不屑污你们的神圣的笔尖呢？或者有人要说，“革命文艺”
也描写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各种痛苦；但是我要反问：曾有什么作品描写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么？没有呢，绝对没有！
几乎全国十分之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然而它的文坛上没有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怪现象罢！
这仿佛证明了我们的作家一向只忙于追逐世界文艺的新潮，几乎成为东施效颦，而对于自己家内有什么主要材料这问题，好像是从未有过一度的考量。
我们应该承认：六七年来的“新文艺”
运动虽然产生了若干作品，然而并未走进群众里去，还只是青年学生的读物；因为“新文艺”
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地盘，所以六七年来不能长成为推动社会的势力。
现在的“革命文艺”
则地盘更小，只成为一部分青年学生的读物，离群众更远。
所以然的缘故，即在新文艺忘记了描写它的天然的读者对象。
你所描写的都和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相隔太远，你的用语也不是他们的用语，他们不能懂得你，而你却怪他们为什么专看《施公案》《双珠凤》等等无聊东西，硬说他们是思想太旧，没有办法；你这主观的错误，不也太厉害了一点儿么？如果你能够走进他们的生活里，懂得他们的情感思想，将他们的痛苦愉乐用比较不欧化的白话写出来，那即使你的事实中包孕着绝多的新思想，也许受他们骂，然而他们会喜欢看你，不会像现在那样掉头不顾了。
所以现在为“新文艺”
——或是勇敢点说，“革命文艺”
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
而要达到此点，应该先把题材转移到小商人、中小农等等的生活。
不要太多的新名词，不要欧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说教似的宣传，只要质朴有力地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的描写！
说到这里，就牵连了另一问题，即文艺描写的技巧这问题。
关于此点，有人在提倡新写实主义。
曾在广告上看见《太阳》七月号上有一篇详论《到新写实主义的路》，但未见全文，所以无从知道究属什么主张。
我自己有两年多不曾看西方出版的文艺杂志，不知道新写实主义近来有怎样的发展；只就四五年前所知而言（曾经在《小说月报》上有过一点介绍，大约是一九二四年的《海外文坛消息》，文题名《俄国的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起于实际的逼迫；当时俄国承白党内乱之后，纸张非常缺乏，定期刊物或报纸的文艺栏都只有极小的地位，又因那时的生活是紧张的疾变的，不宜于弛缓迂回的调子，那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适合于此种精神律奏和实际困难的文体，那就是把文学作品的章段字句都简炼起来，省去不必要的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使成为短小精悍、紧张、有刺激性的一种文体，因为用字是愈省愈好，仿佛打电报，所以最初有人戏称为“电报体”
，后来就发展成为新写实主义，现在我们已有此类作品的译本，例如塞门诺夫的《饥饿》。
虽然是转译，损失原来神韵不少，然而大概的面目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新写实主义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要对无产阶级说法，所以要简炼些。
然而是文艺技巧上的一种新型，却是确定了的。
我现在移植过来，怎样呢？这是个待试验的问题。
但有两点是可以先来考虑一下的。
第一是文字组织问题。
照现在的白话文，求简炼是很困难的；求简便入于文言化。
这大概是许多人自己经验过来的事。
第二是社会活用语的性质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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