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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中，出奇制胜的招数未必那么神奇。
如果敌我双方在战役层面胜负之数已定，战术层面再多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变不利为有利。
比如公元577年，北周武帝在灭齐之战时也玩过一出“锦囊计”
。
在北周军夺取北齐重镇晋州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武帝考虑到诸军疲累，诏令主力退回关中暂作休整，让大将梁士彦留守晋州。
临退前，周武帝以计授之，说北齐肯定会以重兵反攻晋州，到时梁士彦一定要据城坚守，以消耗北齐军的有生力量。
后来北齐果如武帝所料，以十余万大军围攻晋州城。
然而周武帝预料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的局面没有出现，反而是梁士彦几乎顶不住北齐进攻，差点儿丢了晋州。
危急关头，周武帝不得不放弃既定的“妙计”
，急调主力驰援才勉强稳住局面。
周武帝之所以差点儿兵败，就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战场形势，对既定的战术措施期望过高。
其实，所谓“锦囊计”
只可能出现在战略战役层面。
以我们开篇提到的合肥之战中的曹操之函为例。
细观合肥之战的形势，曹操与张辽诸将在战前已取得战役层面的共识，即凭城坚守、先机制敌。
从张辽、李典、乐进等人拆函后的反应来看，曹操的命令并没有超出他们的预期。
曹操之所以远隔万里地送来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锦囊”
，主要目的不过是敉平诸位守将的矛盾，并再次强化统帅和前线将帅之间的战役共识。
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太尉刘裕遣兵平蜀时，也曾向前线大将发过一个密函。
由于五年前晋军进攻蜀地遭遇了失败，故而东晋高层围绕进兵路线有过争论。
可选路线有三：第一条路线是从垫江沿内水北进，这条路线路途最近，但也正是五年前晋军被蜀军击败时所选的路线；第二条路线是从安乐沿中水北进，这条路线距离适中；第三条路线则是从犍为沿外水北进，这条路线最为迂远。
刘裕事先议定，主力迂回外水，疑兵各出内水和中水以作牵制。
但他又知道消息透露出去后蜀军会提前戒备，于是故布疑阵，发给征蜀统帅朱龄石一个密函，内藏实际的进军路线，函边题书“至白帝乃开”
。
蜀军无法判断晋军如何进军，也就无法有针对性地防守，只好重点戒备内水方向。
朱龄石到达白帝城拆书一看，原来刘裕仍然命令从外水进攻，诸军如法进兵，最终取得胜利。
从本质上看，刘裕的“锦囊”
不过是个烟幕弹而已，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与战略战役层面的正确预判是分不开的。
所谓的“锦囊妙计”
，事实上都发挥了未战而先算胜败的作用。
但是在古代条件下，这种预判只能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战役层面的，并不涉及具体作战行动的安排，才起到了正面作用。
至于《三国演义》中那种事无巨细的“锦囊计”
，其实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技术能力，属于虚构情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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