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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中明确规定，周王可以接受中原管辖内诸侯国的各地方物特产，但只可接受中原以外番国进贡的贽。
“九州之外谓之番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贽。”
[263]
到13世纪，进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中国各省以上缴钱币和商品代替了粮食、织品、牲畜等土贡。
同时，北方的番邦，如辽、金等，也开始实行向国内外征收贡品的制度。
如此说来，向外邦征收贡品并非中国独创，而是由外族统治的首领引入中国，目的是吸收外邦的资源，支撑国内经济。
中国传统的制度要求，遥远的番邦通过进贡和采用中原的历法来表明效忠天朝，但统治中国的外族帝王，尤其是蒙古的可汗打破了这一制度。
1267年，在一封由高丽国转达日本的诏书中，忽必烈的大臣抨击了中国过去的政策，并宣布新的对外政策：
日本阻海万里，虽或与中国相通，未当岁修职贡，故中国亦不以为意，来则扶之，去则绝之。
以为得之无益于王化，弃之无损于皇威也。
今圣明在上，日月所照，尽为臣妾，蠢尔小夷，敢有不服？[28][264]
忽必烈利用贸易，吸引外邦，入其治下，但他更依靠水陆军队力量来使这些国家臣服。
陆地上的战争以扩大疆域为目的，而海上活动如远征日本、占城、安南、爪哇岛，以及向马来亚、苏门答腊和印度南部派遣使者，目的不仅是迫使这些国家承认蒙古可汗的宗主地位，同时也是为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海上经济帝国。
这一系列活动都需要水师作为政策执行者。
在南宋及元代时，浙江不仅文人辈出，而且还是中国的经济中心。
但浙江及邻近省份的经济不足以支撑该地区庞大的人口，也无法为如此多的能人异士提供大量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机会。
自然灾害又让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更加雪上加霜。
东南沿海地区受大陆气旋最严重的地带，[265]洪水暴发的频率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
如果以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暴发的涝灾数量来估算，浙江占比19.9%，位居全国之首；如果以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发生的旱灾数量来估算，浙江占比16.8%，同样是全国最高的省份，[266]其次是江苏。
两个省份相加，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涝灾数量占33.7%，旱灾占27.5%。
此外，“北宋时涝灾和旱灾的数量突然上升”
[267]“元代时涝灾和旱灾的情况最为严重”
。
[268]表13 中国每一百年的严冬数量
至于气温的变化，表13显示了中国每百年严冬的数量。
数据表明，1100年至1400年间严冬数量陡然上升，500年至1100年间每百年严冬的平均数量为14.3，而1100年至1400年间的平均数量为28。
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结论：1100年至1400年间气温普遍更低。
每年杭州降雪的最晚时间更加说明严冬的程度。
一般杭州最晚降雪出现在3月15日前后，但1131年至1260年间，最晚降雪发生在4月9日前后，而1221年至1240年这二十年间，最晚发生在5月16日前后。
[269]
严冬持续时间长，发生频率高，意味着作物生长期变短，从而导致庄稼收成下降。
粮食短缺再加上洪涝旱灾频发，造成中国——尤其是东南省份在1100年至1400年间不断陷入饥荒，危机重重。
还有些年份，朝廷在国内外连年征战，在满足了军队粮草的需求之后，留给百姓的余粮少得可怜。
在这几百年间，还发生了西北偏远地区的百姓向东南迁徙的移民潮，导致沿海省份人口高度集中，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地区。
由于江苏是战争的重灾区，大量人口便流向丘陵地带的浙江、福建、江西，也有少部分人去了耕地较少的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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