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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荣革命时期对国民收入的估算表明，农业收入几乎占总收入的一半。
但这个比例正在发生变化，到1780年可能下降到了13。
事实上，土地本身只是英国经济普遍商业化的一部分；在土地开发和改良方面，土地越来越被视为类似于在股票、贸易和制造业上的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短暂的农业萧条对贸易没有多大影响，但反过来则不然；商业衰退对土地价格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在美洲战争中，当海外贸易遭受灾难性的萧条时，其影响立即反映在房地产价值上，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如果有地产阶级拥有更大比例的非土地财产，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虽然他们在采矿权和某些政府债券等部门拥有重要地位，但显然他们并未拥有大量非土地财产。
工业资本、个人财富和贸易中的动产，绝大部分归中产阶级所有。
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增长，主要取决于中产阶级；外国人非常赞许的英国社会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也依赖于他们。
当然，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的人”
并不是一个具有社会自觉意识或特别凝聚力的群体。
中产阶级内部，无论在财富规模还是活动爱好方面，仍然是多种多样的。
在拥有巨额财富并统治首都的城市商业巨头，与代表商业化英格兰骨干的小商人或工匠之间，存在遥远的差距。
商业化的英格兰被称作新的“店主之国”
——人们常以为这种称法出自18世纪末的拿破仑，但实际上亚当·斯密早就使用过了。
乡村中产阶级（大多数是很快就获得乡村绅士头衔的佃农）和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在工业社会初期发迹的商人、医生和律师）大为不同。
尽管如此，这些人仍有很多共同之处。
他们往往都是注重个人奋斗，积极发挥自己的才能。
他们投入自己的劳动，从商业或职业的创业活动中获得利润——从这方面说，他们是真正的“资本家”
。
他们共同拥有、控制或经营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他们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在大小城镇都很少受到挑战；即使在许多农村教区，他们比高傲的寡头和贵族更能代表统治阶级，后者只是在白厅和威斯敏斯特显得更为重要。
这个阶级的主导基调，其务实的态度和坦率的商业逻辑，在方方面面都是清晰可辨的，尤其是它在教育中的影响力。
18世纪，英国教育表现欠佳，乏善可陈。
在这方面，对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时期所建学术界、文法学校和大学的调查显示，状况令人忧虑。
语法学校继续积极履行其向相对底层家庭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但数量确实很少。
事实证明，大多数学校资金匮乏，难以满足或无法摆脱他们的控制人的贪婪。
他们中，任教的神职人员经常做得最好；但他们工资低微和缺乏支持，普遍被沮丧情绪困扰。
英格兰的大学给人一种自满和懒惰的印象，特别是将之与苏格兰同行相比的话。
在边界以北，学术生活的特点是宗教冲突甚至偏执。
但它也显示出苏格兰启蒙运动欣欣向荣、极富活力的迹象。
在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医学科学等多个领域，苏格兰对欧洲和整个时代的贡献是巨大的。
英格兰大学的水准则远远不够。
它们的职能，部分是为了训练其神职人员，部分是为了给上流社会和富人提供广泛的教育。
它们表现出比一般情况更多的热情。
像牛津大学赫特福德这样的新基金会提供的创新性教学，或者剑桥数学奖学金的真正进步，绝不能证实罗兰森的印刷品或反教会宣传所给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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