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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宣判了死刑，在法官，或在地位高的庇护人的请求下，仍有很大的机会改判缓刑。
这样，司法程序不可避免地陷入政策不连贯和政治操纵的混乱局面，这也成了这一时期的一个特征。
如果穷人指望不上国家，他们把希望寄托给教会，但是希望渺茫。
18世纪的教会，在今天被认为在社会政策方面声誉欠佳。
教会是乔治王朝时期庇护人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难期望它对主流的态度提出系统的挑战。
但教会实在根本配不上它的声誉。
18世纪的慈善行为有时会被遗忘——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慈善绝大多数是自愿的、非正式的。
如果没有此前或随后有关慈善行为的官方或国家文件，它被遗忘是必然的。
然而，在捐赠和一系列教育、卫生和娱乐机构的维护方面，文件记录之丰富是令人惊讶的。
慈善常常带着施舍的态度，而且部分动机是为了阻止穷人对社会和政治构成的威胁。
但其他时期也有类似的慈善行动，而且救济的规模十分庞大。
典型的做法是向慈善机构捐款和建立社团，包括修建学校、向医院捐款、成立济贫所及监督福利团体。
在这方面，教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各个教堂——都参与其中。
而最不积极的，是被后来的改革者所斥责的英国圣公会的要人，包括主教、副主教、座堂主任牧师和大教堂教士。
然而，有关教会在18世纪的地位，存在一些矛盾现象。
该世纪早期“自然”
宗教的影响，使人们越来越重视行动而非信仰。
基督徒的行为要表现得像个基督徒，而慈善最能表达宗教热诚。
但是，理性的宗教无论多么仁慈，并没有给那些因缺乏教育或智力不足、不够理性的人提供太多的精神慰藉。
在自由主义倾向的影响下，所有主要教堂的精神能量明显萎靡不振。
由于自然神论者对三位一体学说的挑战，出现了神学方面的紧张关系。
受此影响，主流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力明显削弱，暂时只有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一贯的支持。
农村地区的教会，依托于其部分神职人员的住所和个人承诺，继续开展其不太稳定的工作。
在城镇里，教会倾向于收缩，或者像“非国教徒”
那样去吸引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会众，因为他们有能力为贫穷城镇补充教士的俸金、装修或重建教堂。
结果是，由教会的叛逆之子卫斯理公会运动，给穷人在来世补偿今世所遭受的苦难以精神安慰。
卫斯理公会错综复杂，很难概括其重要性。
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本人就是牛津大学的高教会派观点和政治保守主义的知名学者。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他的影响力似乎表达了17世纪宗教的清教徒精神。
他自己的精神之旅好比一场暴风骤雨，极其冲动而不稳定。
但是，他赋予他的追随者的组织和纪律约束，却接近专制。
在神学方面，卫斯理是一位阿明尼乌派教徒；但加尔文主义对卫斯理公会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在这个领域，走在卫斯理之前的先行者是威尔士的格里菲思·琼斯（GriffithJones）和豪威尔·哈里斯（HawellHarris），以及英格兰的乔治·怀特菲尔德（GeeWhitefield）等。
对他们的敌人来说，所有这些人似乎都是危险的，甚至是煽动性的人物。
露天布道可被视为对教区神职人员独占布道坛的公开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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