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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一张旧的苏联宣传海报上写着:“烟囱里冒出的烟是苏维埃俄国的呼吸。”
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迎来了化学真正的辉煌时刻。
米兰理工学院(Politeilano)的居里奥·纳塔(GiulioNatta,1903—1979)研究出了一种新的聚丙烯[polypropylene,莫普纶(Moplen)是聚丙烯的产品商品名]合成方法。
纳塔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该方法的发现也给每个市民带来了一场日常生活的革命。
在那之前,工厂用于生产物品的材料都十分昂贵,因此只有少数人能使用得起此类商品,而发现了聚丙烯的合成方法之后,这类产品就变得人手可得。
继聚丙烯塑料之后,又出现了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合成纺织纤维,以及可能根除广泛传播的疾病的新药。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意大利人的生活水平,他们终于可以考虑如何花钱、如何在空闲时间里放松自己。
要是在几年前,这些想法根本就不存在,因为那时候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空闲时间。
然而,这种化工热潮注定会衰退。
1962年,由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1907—1964)撰写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一书在美国出版,该书也于次年在意大利翻译出版[6]。
书中斥责了DDT(滴滴涕,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以及其他杀虫剂的使用带来的危害。
在此之前,这些杀虫剂还被视为人类强大的盟友(DDT消灭了疟疾的传播媒介,即疟蚊[7],使数百万人免于疟疾[8]的感染)。
尽管这本书的内容在科学上未必严谨[9],但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最早的环保主义运动也开始在意大利蔓延。
1972年,罗马俱乐部(译者注:罗马俱乐部是一个讨论政治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起草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ilRapportosuilimitidellosviluppo)的报告,该报告对世界人口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资源开采的增加可能带来的后果发出了警告。
但直到大约20世纪70年代中期,化学恐惧症才真正开始在社会中扎根。
1976年7月10日,在塞维索(Seveso,距米兰22千米)边界的梅达(Meda),瑞士ICMESA化工厂内,由于控制系统故障,用于生产三氯苯酚(Triol)的反应釜温度和压力过高,这导致了大量2,3,7,8-四氯代二苯-并-对二英(2,3,7,8-tetrachlorodibenzo-p-dioxin,简称TCDD,俗称二英)的产生和释放。
有毒的云团随风飘散,污染了多个市镇,包括梅达、塞维索、切萨诺马代尔诺(aderno)和代西奥(Desio),约有240人出现呼吸道问题,并得了氯痤疮(e)——一种因接触氯及其某些衍生物而引起的皮疹。
除了实际损失(往往估计过高),塞维索事件对民众情绪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化工业开始被视为一种威胁,而不再是美好生活和财富的载体。
就连业内人士也非常惊讶。
化学的超常和飞速发展使人们忽略了可能的风险,以及最重要的对这些风险的管理。
塞维索事件也凸显了严重的立法缺陷。
自1982年以来,欧洲指令一直敦促成员国采取共同预防工业风险的政策,因此人们将欧洲指令命名为“塞维索指令”
也并不是偶然。
化工业不得不更加关注其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化学专家也开始反思这门学科。
1979年,前面所提到的卢西亚诺·卡利亚蒂出版了《化学的两面性:益处与风险》(Iduevoltidellachimieficierischi)一书。
该书探讨了化学带来的巨大优势,以及与化学技术应用和工业应用相关的不可避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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